中低收入国家儿童疫苗接种障碍与干预路径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过去五十年间,以扩大免疫规划(EPI)为核心的全球免疫行动累计挽救约1.54亿人的生命,其中中低收入国家(LMICs)获益最大;仅2000-2019年间,疫苗接种就避免了约3700万例死亡。但覆盖率缺口依然明显:截至2024年,全球仍有约1430万婴儿未接种任何常规疫苗(即“零剂次”儿童),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些儿童不仅面临疫苗可预防疾病的直接威胁,也往往是卫生系统最薄弱环节的缩影—他们生活在偏远地区、冲突地带或极端贫困的家庭中,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疫苗供应链的可靠性以及照护者的健康素养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制约免疫覆盖率提升的壁垒。

近期发表于《Human Vaccines & Immunotherapeutics》的一项范围综述系统检索了2000至2024年间中低收入国家儿童疫苗接种的干预证据,将改善儿童免疫的干预措施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服务可及性(access)、交付系统与供应链(delivery systems and logistics)以及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研究发现,单一维度的干预改善有限,而覆盖率的稳健、可持续提升,通常出现在供给侧与需求侧策略协同之时。因此,本文系统梳理了儿童疫苗接种的主要障碍及干预路径,以期为中低收入国家儿童免疫优化提供参考。

服务可及性

在偏远与欠发达地区,薄弱的卫生基础设施和”最后一公里”交付难题,仍是儿童与疫苗之间最直接的物理障碍。尽管西非与中非部分地区疫苗供应尚可,仍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未能得到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疫苗的保护。范围综述纳入的21项可及性研究中,约90%(19/21)报告了针对服务可及性干预的积极效果;这些干预分布在卫生体系的多个层面,综述将其归为四类:卫生体系强化与服务组织优化、经济激励、数字与移动健康工具,以及社区动员与参与。

卫生体系强化与服务组织优化。印度通过下沉式微观规划(microplanning)提高了适龄百白破疫苗(DPT)接种率并缩短了接种延迟;埃塞俄比亚将体系强化与社区参与结合,提升了DTP3和麻疹疫苗覆盖率;肯尼亚由社区卫生工作者(CHW)主导的初级卫生保健,也提高了社区层面的婴儿接种率。

社区动员与参与。巴基斯坦面向家庭户主(父亲)的社区免疫支持,通过提升其免疫知识与实践,提高了全程免疫覆盖率;尼日利亚动员传统理发师担任社区转介者,提高了新生儿接种率。这些实践说明,降低交通成本、时间成本等间接负担的可及性政策,与服务供给同样重要。

采取经济激励。印度”母亲安全计划”(Janani Suraksha Yojana)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提高了针对多种抗原疫苗的接种率,对全程免疫的作用最强。

应用数字与移动健康(mHealth)工具。孟加拉国基于手机的儿童登记与提醒系统 (mTika) 在城乡人群中大幅提高了全程免疫覆盖率;冈比亚用短信监测接种及时性,在原本基础较弱的卫生机构(接种点)中改善尤为明显;尼日利亚把手机提醒/召回与接种人员培训结合,提高了免疫完成率。另一项印度研究将手机提醒与依从性激励结合,同时提高了免疫接种覆盖率和接种及时性。该干预兼具mHealth与经济激励属性。这类数字工具的效果高度依赖数据质量、卫生人员能力,以及与常规工作流程的整合,并非装上系统就能奏效。

交付系统与供应链

疫苗从中央仓库到接种点的运输,要经过冷链维护、储存容量、运输条件和电力供应等一系列薄弱环节;任一环节失守,都可能损坏疫苗效价、引发缺货,即便社区需求较大,也会造成”错失的接种机会”。范围综述中仅纳入 3 项交付与物流维度的相关研究,但证据具有说服力。

在贝宁与莫桑比克,以”有效疫苗管理” (Effective Vaccine Management, EVM)指标为指引的供应链优化,持续改善了疫苗可获得性、增强了分发效能、大幅减少了缺货,并带动了莫桑比克DTP3覆盖率的提升。这说明供给侧的物流治理能够直接影响下游覆盖率。与此同时,印度的支持性督导 (supportive supervision)改善了服务质量指标,却没有等比例转化为覆盖率提升。这样的”混合效果”表明供给侧强化是必要的,但当需求侧与可及性约束依然存在时,它并不是提高接种率的充分条件。

在前沿探索层面,无人机辅助配送为破解地理和”最后一公里”障碍提供了新选项,在一些难以抵达的地区已显示出改善供应可靠性进而带来下游儿童健康收益的潜力。但技术方案能否持续,最终取决于它与既有冷链设施、库存管理能力和治理机制的对齐程度。

健康素养与照护者接受度

即便疫苗触手可及、服务运转顺畅,儿童能否按时完成免疫,仍取决于照护者的意愿、信心和行动能力。对免疫程序了解不足、担忧疫苗安全和接种后不良事件、受错误信息影响,以及对卫生系统缺乏信任,均会削弱接种意愿。这也正是WHO疫苗接种 “行为与社会驱动因素” (BeSD)框架的核心:信心、社会影响和现实便利性共同决定了接种行为。

范围综述纳入的8项健康素养研究中,87.5%(7/8)报告了积极效果。这些研究主要面向母亲、照护者和孕妇,干预方式涵盖入户健康信息访视、参与式培训、视频教育、短信(SMS)提醒、经WhatsApp推送教育视频以及学校健康教育,评价指标多为疫苗接种率、及时性、照护者知识或疫苗犹豫的改善。其中,母亲健康教育的证据尤为突出:印度通过入户递送量身定制的免疫信息,使DPT3接种率和全程免疫覆盖率提高约14个百分点;以”框架式信息”(framed messaging,即将同一接种建议分别表述为“接种可获得的健康收益”(获益框架)或“不接种可能造成的健康损失”(损失框架)两个独立版本)开展的入户健康教育,使DPT3与麻疹接种率分别提高至多15.2与22个百分点,且效果持续。数字化传播同样有效:经WhatsApp推送的教育视频将照护者的疫苗犹豫从10.3%降到6.9%;尼日利亚对照护者的强化培训叠加督导随访,使干预组的及时全程接种率达到67.9%,远高于对照组的36.6%。

然而,需求侧干预并非”信息越多越好”。尼日利亚一项随机试验发现,把”恐吓式/损失框架”信息与现金激励结合,反而在部分人群中降低了破伤风疫苗接种率。这表明当基于恐惧的沟通未辅以支持性或赋权性信息时,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一项2026年发表的巴基斯坦随机对照试验评估了通过电话递送的轻度心理支持、情景想象和行动计划。干预1年后,儿童接种疫苗总数平均增加0.3剂(约为对照组均值的7%),五联疫苗接种概率提高8.9个百分点,按程序及时接种概率提高7.4个百分点;母亲的疫苗知识、对疫苗效力的信念和长期预期也有所改善。额外叠加社区意见领袖信息未带来进一步增益,且削弱了主要干预效果。该研究提示,回应照护者的心理压力、未来收益认知和行动计划障碍,可能比单向增加信息更有效;但研究结论仍需结合具体人群和信任情境审慎外推。

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对齐

中低收入国家的免疫成效,取决于供给侧体系就绪度与需求侧参与能否对齐。强健的交付系统保证疫苗”有货”,但如果缺少可及机制和照护者参与,供给的增加很难转化为覆盖率;反过来,降低物理、经济和组织障碍的可及性策略,一旦遇上供应不稳或照护者不信任,也会大打折扣。研究指出,跨越多个领域的干预,例如把可靠的供应链、社区化的服务交付和文化响应式的沟通结合起来,比任何单一组分的方案都更有条件带来可持续且公平的免疫覆盖率改善。

研究建议,国家免疫战略宜采用整合式框架,同步强化供应链治理,优化服务组织以降低物理和经济壁垒,并把信任建设与文化敏感的沟通嵌入常规免疫服务。以一线卫生工作者和数字化监测为支撑的社区交付平台,只要与整体体系能力和治理结构对齐,就能改善服务的连续性与责任可追机制。需求侧政策则需超越”提供信息”的旧思路,更直接地回应信心、信任和社会情境。

儿童免疫既要打通把疫苗送到偏远儿童手中的”最后一公里”,也要跨越照护者心里那”最后一念之差”;唯有把可靠的交付、可及的服务和建立信任的沟通一并纳入常规卫生体系,才能实现公平而持久的覆盖率提升。


编译撰稿:李周蓉

审核校对:潘张旸 张馨予

编辑排版:李睿彤


参考文献

1.Fatinah Y, Qolbina M, Alfaqeeh M, et al. Childhood immunization barriers and intervention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 scoping review of access, delivery systems, and health literacy. Human Vaccines & Immunotherapeutics. 2026;22(1):2651508. doi:10.1080/21645515.2026.2651508

2.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UNICEF. Global childhood vaccination coverage holds steady, yet over 14 million infants remain unvaccinated. Joint news release, 15 July 2025. https://www.who.int/news/item/15-07-2025-global-childhood-vaccination-coverage-holds-steady-yet-over-14-million-infants-remain-unvaccinated-who-unicef

3.Delavande A, Shahab A, Younas J, Zafar B. Improving childhood immunization through maternal support: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intervention in Pakist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6;182:103808. doi:10.1016/j.jdeveco.2026.103808

其他新闻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