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低收入国家青少年HPV疫苗接种:从政策纳入走向有效覆盖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第四常见癌症。几乎所有宫颈癌都与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染有关,HPV疫苗是降低宫颈癌疾病负担的重要预防措施。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约有66万例宫颈癌新发病例和35万例死亡,超过85%的病例和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对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只是第一步。

近期,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昆山杜克大学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团队,于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 发表了一项范围综述,对于截至2025年7月31日已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National Immunization Program,NIP)的84个中低收入国家,重点分析了其9-14岁青少年的接种政策和实施情况。研究综合WHO、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资料,并检索4个数据库;共识别8483条记录,共纳入24项研究用于实施经验分析。综述显示,各国政策正在向免费接种、校内接种和单剂次程序靠拢,但政策纳入并未自动带来高覆盖率。研究团队综合分析实施经验,提供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青少年HPV疫苗政策逐步趋同,但国家间差异明显

纳入研究的84个国家包括39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33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12个低收入国家。2024年有6个国家引入HPV疫苗,另有9个国家采用分阶段推广。纳入国家的分布见图1

图1 纳入研究的国家

多数国家将9—14岁女孩作为常规接种对象;11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将年龄扩大至这一范围之外,最高为46岁,13个国家还对比常规接种目标年龄大1—7岁的人群开展补种。男孩接种主要集中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39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有20个纳入男孩,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仅4个,低收入国家尚未纳入。84个国家中只有5个为免疫功能低下人群(immunocompromised populations,ICP)制定了明确程序。

疫苗选择和筹资同样存在差异。四价HPV疫苗使用最广,分别用于24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2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9个低收入国家;九价疫苗用于6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2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尚未采用。免费接种与共同筹资属于不同的统计维度:在有筹资信息的73个国家中,均通过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从资金来源看,其中37个国家采用政府与外部机构共同筹资;共同筹资覆盖58.3%的低收入国家、54.5%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30.8%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近半数国家采用单剂次程序,但覆盖率仍有较大缺口

HPV疫苗程序已由三剂次逐步简化为两剂次和单剂次。WHO于2022年认可单剂次程序后,39个国家已采用单剂次,其中包括18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6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5个低收入国家,分别占各组的46.2%、48.0%和41.6%;3个国家仍采用三剂次。5个制定ICP政策的国家均继续采用三剂次,说明常规程序简化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群。

2024年,采用单剂次程序的国家女童首剂平均覆盖率约为61%,采用两剂次程序的国家约为66%,差异不明显。该结果来自不同国家项目的描述性比较,未控制经济水平、卫生系统能力、实施年限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Gavi)支持等因素,因此不能证明单剂次会直接提高覆盖率;其主要价值是减少疫苗需求、后续追踪、冷链和物流负担。

覆盖率仍明显低于WHO目标。在62个报告女童首剂覆盖率的国家中,13个达到90%,19个低于50%;在61个报告完整接种率的国家中,仅6个达到90%,27个低于50%。84个纳入国家中只有10个报告男孩接种率,男童政策和数据均较有限(见图2)。

图2 纳入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15岁前HPV疫苗接种覆盖率散点图

校内接种可确保覆盖率稳定,但需要补充服务覆盖失学青少年

学校是最常用的接种平台:39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有26个采用校内接种,33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有22个,12个低收入国家中有5个;另有15个国家采用学校、医疗机构和社区相结合的混合模式,11个国家主要依赖医疗机构。校内接种项目的女童首剂平均覆盖率长期约为60%,各年介于49%—72%,比医疗机构项目的41%—92%更稳定;混合模式与校内接种大致相近。(见图3)。

图3 按接种平台分组的15岁前HPV疫苗接种覆盖率趋势(2011—2024年)

校内接种便于集中覆盖在校学生,却可能遗漏失学和偏远地区青少年。原文对39个校内接种项目开展了补充策略分析,只有9个明确设置了覆盖失学女孩的措施,其中7个主要转介至医疗机构;15个混合模式项目中,也只有5个为偏远地区或其他服务不足人群作出专门安排。仅2个国家进行了较详细的公平性研究,提示总体覆盖率之外还需监测在校与失学、城乡、偏远地区和特定健康状况人群的差异。

有效覆盖需要协同治理与服务衔接

来自15个国家的实施证据显示,促进HPV疫苗接种的因素主要包括政策和制度支持、稳定的服务提供、部门协作、本地化沟通以及持续的能力建设。在纳入研究的84个国家中,69个报告了卫生与教育部门协作,占82.1%;52个报告了国际伙伴参与,但仅4个报告公私合作,12个记录了社区参与。2024年,巴西、坦桑尼亚和不丹的女童首剂覆盖率分别达到90%、99%和93%。这些覆盖率较高的项目通常同时具备领导协调、稳定服务、沟通和监测等条件,但现有证据不能将高覆盖率归因于其中某一项单独措施。

与此同时,17个国家报告了项目实施障碍,7个国家报告了疫苗犹豫的具体原因。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更多面临疫苗安全性担忧、相关知识不足和错误信息传播等接种需求方面的问题;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除面对公众疑虑外,还受到疫苗成本、供应链、交通条件、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不足的限制。这说明,提高覆盖率既需要回应公众对疫苗的疑问,也需要确保疫苗供应稳定,并使接种服务能够持续到达目标人群。

由于不同国家面临的实施条件和障碍并不相同,这些经验用于中国时需要明确其适用边界。该综述只纳入已经将HPV疫苗纳入NIP的84个中低收入国家,中国大陆不在研究样本中。因此,文中的覆盖率比较和实施结果不能直接用于评价中国政策,也不能据此断言某一种接种程序或服务平台在中国会产生相同效果。其主要价值在于提供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从政策纳入走向实际覆盖的实施参照。

文章将提升有效覆盖的政策行动进一步明确为四个方面:第一,建立“校内接种为主、补充渠道兜底”的服务网络:在学校集中覆盖目标年龄学生,同时由医疗机构、社区服务和主动外展覆盖失学青少年、偏远地区青少年、少数族裔和免疫功能低下等服务不足人群,并将这些人群是否真正获得接种纳入项目考核。第二,建立卫生、教育等部门共同负责的实施链条,明确目标人群摸排、家长沟通和知情同意、接种组织、信息登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置及未接种者追踪等环节的责任。第三,优先保障稳定筹资和疫苗供应;在评估本土供应、保护持续性、项目监测和成本效果的基础上,可考虑采用WHO推荐的单剂次程序,以降低疫苗需求、冷链和后续追踪负担。第四,建立面向青少年和家长的持续沟通机制,使用适龄且符合本地文化的材料,主动回应安全性和生育影响等疑虑,并在社交媒体中及时纠正错误信息;项目监测除总体覆盖率外,还应分解在校与失学、城乡与偏远地区以及脆弱人群的接种差异,并为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制定更明确的接种程序。

对于是否扩大至男童或更广年龄人群,文章建议首先提高女童接种覆盖率;当中等收入国家的女童覆盖率达到较高水平,如80%及以上,再结合本地疾病负担、可用资金和成本效果评估扩大接种范围。总体来看,中低收入国家的青少年HPV疫苗政策虽然已经明显简化,但政策纳入只是实现有效覆盖的起点。要接近WHO提出的90%目标,仍需要稳定筹资、校内服务与补充渠道衔接、部门协作、持续沟通和精细化监测共同支撑。


文献原文

Liu S, Wu D, Ye S, Xiao Y, Wu M, Chen S, Zhang X, Guo L, Zhang Q, Zhou Y, Wu X, Yang Q, Xiao R, Zhang J, Feng X, Wang J, Shi X, Zhang X, Xu J, Shao J, Tang S, Liu Q. HPV vaccination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for adolescent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 scoping review.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 2026;72:101919. doi:10.1016/j.lanwpc.2026.101919

https://doi.org/10.1016/j.lanwpc.2026.101919


编译撰稿:周炘玥

审核校对:潘张旸 张馨予

排版编辑:李睿彤

其他新闻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