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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

创新实验室成员

汤胜蓝

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主任
杜克大学医学院人口健康系玛丽及詹姆斯·西曼斯医学和全球健康讲席教授,昆山杜克大学与杜克-国立新加坡大学全球健康教授,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汤胜蓝博士在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卫生系统改革、疾病控制和妇幼保健方面有30多年的研究经验,并为许多国际组织和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强化卫生体系的咨询服务。汤胜蓝教授主持并领导过30多项公共卫生与卫生政策研究项目。他曾任教于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在2006-2012年间,他在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及日内瓦总部担任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署结核病/艾滋病和卫生体系部门负责人。

陈姝

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副主任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美国杜克大学高级咨询顾问

主要研究领域为卫生政策及体系、长期护理体系及健康老龄化。以第一作者及共同作者身份已在国际高质量学术期刊(如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PLOS Medicine, BMJ Global Health等)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曾任美国家庭健康国际(FHI 360)北京代表处科研副主任,主持负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结核病临床试验研究及能力建设项目。加入FHI 360之前,任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及协调员,主要从事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相关工作,项目涉及重大传染病(如结核病、肝炎)、慢性病(如脑卒中、冠心病)等疾病领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

张馨予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博士后,上海市“超级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涉及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疫苗交付研究、卫生服务研究等方向。以第一作者及共同第一作者在Social Science & Medicine、BMC Public Health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数篇。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本科、博士学位。

郭磊

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资深研究员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咨询顾问

曾任职于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并为世界银行等机构提供咨询服务。长期从事卫生体系与卫生政策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卫生服务提供、疫苗交付研究、卫生筹资、传染病防控、卫生项目评估、卫生人力资源等。

潘张旸

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资深公共传播负责人

潘张旸女士在媒体及企业传播领域拥有超过10年的工作经历,曾任英国华文周报《英中时报》记者、编辑,后任职于BD医疗及拜耳中国,从事企业传播、公共事务等工作。现为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理学硕士专业在读学生。

祖嘉琦

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资深协调员
昆山杜克大学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行政助理

2019年7月-2020年12月曾担任研究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负责研究和项目行政管理工作。目前负责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的行政工作。

专家顾问

葛延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一级巡视员

近几年从事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就业及劳动力流动问题、居民收入分配及贫困问题。先后作为课题主持人或主要研究人员完成了十余项重要课题研究工作。

袁端端

资深医药健康撰稿人、前南方周末资深记者、新闻学硕士、美国富布莱特·汉弗莱访问学者

主要关注领域为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创新药研发监管、免疫规划和传染病控制、控烟及电子烟监管等领域。从业以来积极推动健康传播与科普工作。参与课题包括“医保药品管理和监管国际经验”、“免疫规划战略思考”、“空气污染与精神健康”等,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电子烟及烟草控制研究”等课题。

余文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医师,免疫规划中心免疫服务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

免疫服务指导与评价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公共卫生经济专委会委员,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规范技术工作组组长,《中国疫苗和免疫》、《中国健康教育》编委委员,人民日报疫苗频道专家顾问。主要从事疫苗针对疾病预防控制、免疫规划相关政策研究、预防接种服务工作,参与免疫规划一系列法规、规范、计划和方案的制定。2014年和2015年,作为专家援助西非埃博拉防控;2017年6-12月,以访问学者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修。以第一作者在《新英格兰杂志》、《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传染病学杂志》等刊物发表英文论文10余篇,发表中文文章100余篇。参与的课题“脊髓灰质炎野病毒输入应对技术体系建立”获中华医学会三等奖。

张佳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社会保障与医疗健康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卫生政策、养老服务政策。近5年曾参与相关国际、国内合作研究项目20余项,担任多个研究项目的主要协调人,对健康中国战略、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深化药品政策改革、公立医院筹资和薪酬制度、重大传染病防控策略、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长期护理保险、医养结合等重点领域都有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部分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如深化药品领域改革、对特殊药品价格开展国家谈判、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目标、养老服务立法重点问题等得到领导批示,对相关领域政策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

刘胜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博士

主要从事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疗保障、药品政策、医药创新等领域相关的政策研究。工作以来完成多项相关课题,执笔或参与执笔研究报告多篇。参与的相关课题包括“未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若干重点问题研究”“积极应对人口问题的重大公共政策研究”“健康老龄化:政策与产业双轮驱动”“完善生育和相关家庭支持政策研究”等等,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完成“破除商业健康险发展壁垒,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研究”。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