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评估“疫苗信任”,《柳叶刀》子刊研究拆解信任重建的四个关键

过去,免疫接种项目更多关注供给侧问题,例如疫苗是否可获得、冷链是否完整、接种服务是否到位;但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单靠供给改善并不足以实现持续且公平的高接种覆盖率。影响人们是否接种疫苗的,不仅是信息是否充分,还包括其过往医疗体验、社会环境以及对卫生系统和疫苗本身的信任。

当前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对医疗卫生系统及其运营机构的信任不足。信任与免疫接种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这种信任的恶化,导致了免疫接种需求的不断下降,影响免疫接种覆盖率的维持,带来传染病暴发风险的提升。

近期发表于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的一篇文章,基于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巴基斯坦的混合方法研究,提出并验证了一个新的“疫苗信任框架”。该研究指出,所谓“疫苗信任”(Vaccine Trust),并非单纯指公众是否相信疫苗安全有效,而是同时涉及人们对卫生系统与特定疫苗的双重感知,以及对“承诺”与“兑现”的双重判断。研究团队最终构建出包含 4个核心领域、15个可测量维度的信任框架,并在肯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大样本调查中验证了这一工具与实际接种行为之间的显著关联。

疫苗信任不只是“相信疫苗有效安全”

文章指出,现有关于疫苗信心或信任的测量工具存在几个常见问题:一是缺乏统一定义,二是许多工具并未建立在具体社会文化情境之上,三是在低中收入国家中经过验证、可用于实际项目决策的工具仍较少。作者因此试图回答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在真实生活中,人们所说的“信任疫苗”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研究团队首先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巴基斯坦开展民族志研究,围绕儿童常规疫苗、HPV疫苗和COVID-19疫苗,访谈和观察人们在实际决策中如何理解疫苗、卫生服务和国家公共卫生行动。定性研究发现,健康领域中的“信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承诺(promise) 的信任,即人们是否相信制度或疫苗在原则上是为自己和社区利益服务的;另一类是对兑现(delivery) 的信任,即人们是否感到这种承诺在现实中得到了落实。更重要的是,这两类信任既作用于卫生系统层面,也作用于疫苗层面,最终构成四个彼此关联的领域。

四个领域、十五个维度的“疫苗信任框架”

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疫苗信任框架”,包括四个核心领域:第一,卫生系统承诺(health system promise):人们是否相信卫生系统真正把自己和社区的利益放在心上;第二,卫生系统兑现(health system delivery):人们是否觉得卫生系统在现实中能够正常运作,并提供可及、可负担且公平的服务,具备同理心,而且能够保护个人隐私;第三,疫苗承诺(vaccine promise):人们是否相信某种疫苗本身对个人和社区具有价值;第四,疫苗兑现(vaccine delivery):人们是否清晰感知到疫苗对于社区和个人来说是可获得的(见图1)。

1疫苗信任框架

在这四个领域下,研究进一步归纳出 15个可测量维度。例如,疫苗承诺维度中包括获益(benefit)、相关性(relevance)和安全性(safety);卫生系统兑现维度中包括 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可及性(access)、服务能力(competence)、同理心与关怀(compassion)和保密性(confidentiality);卫生系统承诺则涉及公平(fairness)、优先事项一致性(priority alignment)和能力(capability)等维度;疫苗兑现则包括信息充分性(adequacy of information)、接种场所(delivery setting)、免疫接种的供给方相关机构(agency)等。研究强调,任何一个维度的负面感知都可能削弱整体的疫苗信任,而且这种信任会随着个人经历和社会影响而变化。

在框架形成之后,研究团队将这些维度转化为一个包含 65个条目的问卷工具,并在肯尼亚和巴基斯坦开展认知访谈和预测试,以确认问题和选项的文化适配性和可理解性。随后,研究对两国青少年照护者实施了全国代表性调查,其中肯尼亚纳入3670人,巴基斯坦纳入3734人。研究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结构,并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信任得分与接种行为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这一框架在两国总体上都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并且能够识别不同地区之间的信任差异。研究还发现,在不同维度中,公平、可负担性和可及性往往是表现较弱的领域,提示许多地区的问题并不只是对疫苗本身存疑,而是更深层地与人们对卫生系统服务体验的不满有关。

信任得分越高,既往接种概率越高

研究发现,疫苗特异性的总信任得分每增加10分,个体既往接种该疫苗的可能性都会上升。这一现象在肯尼亚的儿童常规免疫疫苗、HPV疫苗、COVID-19疫苗,以及巴基斯坦的儿童常规免疫疫苗和COVID-19疫苗中均得到观察。换言之,这个框架并不是纯理论模型,而与现实中的接种行为具有明确联系(见图2)。

图2:信任得分与接种比例的关系图

作者进一步指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信任薄弱点并不相同。例如,在肯尼亚部分地区,研究对象表达出一种被卫生当局忽视、与制度相距较远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干预只围绕“解释疫苗好不好”展开,而不回应基层对卫生系统公平性、可及性和关怀感的担忧,那么效果可能有限,甚至适得其反。

从“宣传知识”转向“修复关系”

这项研究对免疫规划实践的启示在于,提升疫苗接种需求,不能只把问题理解为“公众知识不足”或“家长被谣言误导”。相反,疫苗决策嵌入在更广泛的卫生服务体验和社会关系之中。一个人是否愿意接种疫苗,往往也反映了他是否觉得卫生系统在意自己、是否提供公平对待、是否方便可及,以及是否在接种过程中保有尊重和自主性。

这意味着,未来的疫苗促进策略需要更系统地设计。除了健康教育和风险沟通之外,还应关注服务流程优化、费用负担降低、接种可及性改善、医务人员沟通能力提升,以及对社区长期关系的修复。对于正在推进HPV疫苗、COVID-19疫苗或其他新疫苗引入的国家而言,这一框架为识别“信任短板”提供了一个更精细的工具:问题到底出在疫苗本身的价值认知,还是出在卫生系统的兑现能力,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研究团队最后指出,该“疫苗信任框架”可以被用于三类场景:一是作为预测工具,识别人群中潜在的低信任风险;二是作为干预设计工具,帮助项目团队判断应重点改善哪些维度;三是作为监测评估工具,用于衡量建立信任的干预是否真正发挥作用。

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评估这一工具在不同国家、不同疫苗项目和不同干预情境中的适用性。对于中国及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只是提出一个新概念,更在于提示实施者:疫苗信任是可以被拆解、测量并开展基于实证的干预。 在HPV疫苗、老年人疫苗以及未来新型疫苗推广中,如果仅依靠一次性宣传,可能难以形成持续的需求。相比之下,将公众对接种服务便利性、接种机构体验、信息透明度和制度公平性的感知纳入项目设计,或许更有助于建立“有韧性的免疫接种需求”。


文献原文

The Vaccine Trust Framework: mixed-method development of a tool for understanding and quantifying trust in health systems and vaccines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glo/article/PIIS2214-109X(25)00245-1/fulltext


编译撰稿:周炘玥 

审核校对:潘张旸 张馨予 

排版编辑:李睿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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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