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案例 |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HPV疫苗学校接种实施经验

澳大利亚自2007年起实施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接种计划,是全球最早将HPV疫苗引入免疫规划的几个国家之一。经十余年实践,澳大利亚在目标人群覆盖、实施策略优化和疾病控制效果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预计将成为全球首个消除宫颈癌的国家。

     近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局悉尼东南部公共卫生分局主任Vicky Sheppeard受邀参与VaxLab在线专题研讨会,详细介绍了该州HPV疫苗学校接种的实施经验,揭示了高覆盖率背后的系统支撑。本文将综合公开文献与专家讲座分享的信息,梳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HPV疫苗在校接种实施的经验。

学校疫苗接种项目的发展历程

澳大利亚有记录的学校疫苗接种活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1971年,新南威尔士州率先建立系统的学校疫苗接种服务,为高一年级女生接种风疹疫苗。在城镇地区,由专业护士组成的团队提供接种服务,在农村地区则由社区卫生工作人员实施。这一模式为此后数十年学校接种体系的扩展奠定了基础。该州陆续将麻疹-腮腺炎-风疹(MMR)联合疫苗、百白破疫苗、乙肝疫苗、水痘疫苗等纳入学校接种范围,至21世纪初已初步形成覆盖全学龄段、多病种的成熟学校接种网络。

1998年,新南威尔士州面向全体小学生开展MMR补种,覆盖率达75.4%。然而,该项目完成后,常规学校接种服务一度中断。1999年至2003年,乙肝疫苗改由全科医生体系接种,覆盖率仅18%,暴露出基层医疗模式的局限性。这一教训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将学校接种模式置于优先位置。

2003年,全国C群脑膜炎球菌疫苗接种计划的实施成为新南威尔士州学校接种体系的重要转折点。该项目依托学校面向全体中小学生开展大规模接种,累计接种82.3万剂次,中小学覆盖率均达76%,验证了学校接种模式的高效性与可及性,促使该州重新建立常规青少年疫苗接种计划。2004年,针对高中生百日咳疫情开展的全州中学生百白破疫苗接种,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模式。目前新南威尔士州青少年在校接种项目覆盖7年级的水痘疫苗接种、HPV疫苗接种以及百白破疫苗接种。

国家HPV疫苗接种策略在州内落地

2007年,澳大利亚启动全球首个国家层面由政府资助的HPV疫苗接种计划。2007年阶段性覆盖率估算结果显示,新南威尔士州几乎所有学校的HPV疫苗覆盖率均达到70%以上,与维多利亚州并列全国领先。2008年,新南威尔士州依托学校接种网络正式将四价HPV疫苗(佳达修4)引入学校接种项目,初期面向高中高年级女生开展补种。此后数年间,HPV疫苗逐步纳入七年级常规免疫项目:2013年,接种范围扩展至男生,先为高年级男生补种,随后将七年级男生纳入常规接种,与女生同步实施,彼时采用3剂次接种程序。2017年,接种程序简化为两剂次。2018年,引入九价HPV疫苗(佳达修9),同样采用2剂次方案。2023年,进一步调整为1剂次接种程序。

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州,全州划分15个地方卫生区,共约550所中学,每年七年级新生规模约9.5万人,该州采用“州中央卫生厅统筹-地方卫生区实施”的两级治理架构,形成决策、执行、反馈相互衔接的闭环管理体系。

(一)经费保障与可及性

HPV疫苗接种项目经费由联邦与州政府分责保障:疫苗由联邦政府统一采购,实施经费则由州政府承担。学生在校接种疫苗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所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青少年疫苗均免费提供。若家长选择带孩子前往基层医疗机构或药店接种,疫苗本身仍为免费,但可能需要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数据显示,超过90%的学生通过在校接种完成免疫,印证了学校接种模式在消除经济障碍、提升疫苗可及性方面的显著优势。

(二)治理架构:决策与执行的分工协同

决策层面,州卫生厅健康保护局作为顶层设计机构,统筹项目的战略规划与全程监管。该机构负责提供澳大利亚政府推荐并资助的所有青少年疫苗,同时与州教育部、天主教教育委员会和独立学校协会三大教育管理机构建立战略协作,为项目争取教育系统的政策支持。州卫生厅通过制定年度项目实施规程,确保全州操作标准统一;通过建立家长知情同意机制并制作多语种科普信息,保障信息传达的准确性与可及性。在资源配置上,依据各地方卫生区学生数量核定并分配项目经费,保障公平合理。此外,州卫生厅全程监测接种覆盖率并上报数据,为策略的动态优化提供依据。

执行层面,15个地方卫生区作为具体实施主体,全面负责辖区内学校的接种组织工作。各地方卫生区与所在地中学逐一对接,结合各校实际情况制定入校接种日程;雇佣并排班调配持证注册护士,这些护士经专项培训无需医生处方即可自主开展疫苗接种工作。地方卫生区还承担疫苗及接种耗材的订购储存,安排接种车辆,并在接种门诊全程维持冷链,依照澳大利亚国家规范对疫苗储存温度进行持续数据记录与实时监测。接种完成后,将数据及时上报至澳大利亚免疫登记系统;对于接种当日缺席的学生,安排补种服务;若学生因故无法参与在校接种,则协助其对接基层医疗机构作为替代接种渠道。

(三)全流程服务与质量管理

接种现场管理遵循安全与人性化原则。场地划分为候诊区、接种区和留观区,各区之间严格隔离。接种区内设多个护士工位,每个工位配备一名护士和一把学生座椅,工位之间保持距离以确保一对一私密沟通,以缓解学生可能产生的接种焦虑。学生接种后需留观15分钟,以便护士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确保接种安全。

家长知情同意是项目开展的前提,知情同意机制兼顾便捷性与可及性。2023年起,新南威尔士州启用线上知情同意平台,该平台与政府线上服务门户关联,家长使用ServiceNSW账户登录后,需填写子女个人信息并提供本人及子女的医保卡号即可完成在线同意程序。平台信息已翻译成多种当地主流的社区语言,包括中文家长须知、七年级家长须知等材料,以覆盖多元文化背景的家庭。纸质同意书仍予以保留,目前约20%家庭选择此方式。两种方式各有优劣:纸质同意书在家校间传递时易遗失;线上同意虽便于数据上报,但家长可能忽略提醒邮件,因此护士常在接种当日电话提醒家长完成操作。线上同意的优势在于同意记录直接录入系统,护士端可实时查看家长已同意的学生名单、同意接种的疫苗种类及当前同意状态;护士完成接种并记录后,学生状态即更新为“已接种”,相关记录直接同步至澳大利亚免疫登记系统,形成从同意到接种的数据闭环。

此外,项目将补种作为关键环节,每次入校接种时都会为错过接种且已获家长同意的学生提供补种机会。学生七年级首次接种后,在后续年份(如十年级接种脑膜炎球菌疫苗时,或为新一届七年级学生接种时)仍可安排补种,免费补种服务开放至学生20岁生日。若学生因各种原因未完成在校接种,家长可带其前往当地诊所或药店完成接种。

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局也编制了项目资料包(包括家长信息包、信函模板及沟通通稿),供青少年健康服务机构(AHS)使用。这些资源旨在协助青少年健康服务机构就“青少年疫苗接种计划”与学校进行沟通。 每种疫苗均配有专用的家长信息包,内含:关于疫苗/疾病的问答;附有接种记录的知情同意书;隐私说明单;以及新南威尔士州所有公共卫生单位的联系方式。 接种前会向学生分发“学生须知卡”,说明学生在接种过程中应了解的情况。此外,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网站的“青少年疫苗接种计划”页面为家长和学生提供相关信息。

数据反馈系统支撑全程监测与评估。所有接种信息依法上报至澳大利亚免疫登记系统,形成覆盖全民终身的免疫信息数据库。该系统主要发挥两重功能:一是支持个人查询接种记录,任何人均可通过手机便捷调取自己的疫苗接种史,医护人员也可快速获取患者免疫信息以指导临床决策;二是用于计算人群的疫苗接种覆盖率,澳大利亚实行全民医保制度,故系统以所有持有澳大利亚医保卡的人群为基数,精准掌握目标人群数量,进而对比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疫苗接种记录数,为公共卫生监测提供数据基础。

实施成效、经验启示与新的挑战

2011-2024年监测数据显示,新南威尔士州在校接种项目各类疫苗的接种率长期稳定在80%左右。ACWY群脑膜炎球菌疫苗初期接种率略低,但目前已与HPV疫苗、百白破疫苗的接种率基本持平。2013年将男生纳入HPV疫苗接种后,男生和女生接种率基本持平,性别差异不明显。

在长期高覆盖率的背景下,项目始终保持公平性。定量研究显示,接种率不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语言背景(英语与非英语)以及学校办学体系(公立、宗教背景、私立)的影响。这一结果得益于免费接种政策、多语种材料覆盖及学校层面的统一组织,确保了不同背景学生享有均等的接种机会。

研究还揭示了影响接种率的多重因素。学校层面,单一性别学校学生接种率往往高于混合性别学校;学生出勤率是影响接种的基础性因素。人际关系层面,学生和家长对护士的信任度、学校教师对护士的信任,以及学校与公共卫生单位的良好合作关系是提升接种率的核心驱动因素。家长层面的研究为理解这一信任机制提供了更深层见解。一项针对家长的定性研究显示,家长对HPV疫苗的接受高度依赖于“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这一制度信号,而非对疫苗具体信息的详细了解。

家长普遍信任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和政府对疫苗安全性的把关。家长对学校接种模式的青睐还源于其便利性—无需额外预约、不占用工作时间、避免误工损失,以及接种日获得的同伴支持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家长对HPV疫苗的认知主要局限于宫颈癌预防,对男性接种益处了解有限。所有受访家长均支持在学校开展HPV及疫苗接种教育,认为此举有助于提升青少年健康素养、促进知情决策。

近年来,尤其是新冠疫情后,项目的实施也面临新的挑战。2020年以来,所有疫苗接种率均出现下降趋势。2023年,15岁青少年HPV疫苗接种覆盖率为女生87.6%、男生84.3%;2024年进一步下降至85.1%、81.0%,尚未达到澳大利亚90%的覆盖率目标值。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少年在七年级时正值疫情封锁期间,其接种覆盖率本就低于年龄稍大的群体,反映出疫情对常规免疫服务的持续影响。

后疫情时代愈发突出的学生接种焦虑、公众普遍的疫苗犹豫情绪,以及部分人群将HPV疫苗与性行为不当关联的认知误区(在少数宗教背景学校造成影响),构成了项目推进的主要障碍。从澳大利亚其他州的实施经验来看,学校接种项目在操作层面普遍面临同意书返回和补种环节的共性问题,包括表格填写错误、非监护人签署、同意书过期、接种日电话征求同意拖慢流程,以及项目资源限制导致无法返校补种、青少年本人拒绝接种、社区补种衔接不畅、接种记录不完整等。这些发现为新南威尔士州进一步完善操作流程提供了参照。

综上所述,新南威尔士州HPV疫苗在校接种项目的成功实践表明,成熟的学校接种体系、稳固的跨部门协作关系、经验丰富的专业护士队伍,以及便捷免费的接种服务,共同构成了高覆盖率的核心支撑。这一体系深植于数十年来持续运行的学校免疫接种网络,其韧性在疫情冲击等挑战中得到了充分验证。澳大利亚的经验证明,依托现有学校健康服务体系引入新疫苗,辅以循证优化的动态调整机制,是实现青少年疫苗高覆盖率的有效路径。这对于正在探索建立在校免疫接种服务模式的我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编译撰稿:李周蓉

审核校对:潘张旸 张馨予

排版编辑:李睿彤


参考文献:

[1]Ward KF, Menzies RI, Quinn HE, Campbell-Lloyd S. (2010) School-based vaccination in NSW. NSW Public Health Bulletin 21, 237–242. https://doi.org/10.1071/NB10046

[2]Vujovich-Dunn, C., Wand, H., Brotherton, J.M.L. et al. Measuring school level attributable risk to support school-based HPV vaccination programs. BMC Public Health 22, 822 (2022).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22-13088-x

[3]Brotherton, J., Deeks, S., Campbell-Lloyd, S., et al. (2008). Interim estimates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ation coverage in the school-based program in Australia. Communicable Diseases Intelligence Quarterly Report, 32(4), 457–461. https://search.informit.org/doi/10.3316/informit.504643428389985

[4]Complex intervention to promote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vaccine uptake in school settings: A cluster-randomized trial https://doi.org/10.1016/j.ypmed.2023.107542

[5]School-based HPV vaccination positively impacts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 adolescent vaccination https://doi.org/10.1016/j.vaccine.2021.05.051

[6]Challenges, lessons learned and results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human papilloma virus school vaccination program in South Australia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1753-6405.2009.00409.x.

其他新闻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