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免疫项目正面临伦理与信任的挑战

疫苗接种仍是现代公共卫生中最有效的干预措施之一。然而,当前免疫工作面临的挑战已不再只来自科学证据或疾病流行形势本身,疫苗临床研究的伦理挑战、免疫接种政策变化以及公众对科学机构信任度下降,正在共同影响免疫规划的可持续发展——这三个领域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是当前疫苗领域种种争议的重要促成因素。

来自印度尼西亚食品药品管理局的三位研究者于今年4月在 Vaccine 发表文章——《美国疫苗政策近期变化的全球影响:免疫接种项目的伦理与信任挑战》,综合现有证据,分析了公共话语体系中科学、治理与公众信任之间的复杂互动。

文章认为,当前全球免疫工作的主要风险并不是疫苗效力下降,而是支撑疫苗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制度信任被削弱。美国的疫苗监管机构与免疫推荐咨询机构对全球规范仍有重大影响,其政策的重大变化使得疫苗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被进一步强化,或被重新定义,其影响或已超越国界。

疫苗研究中的伦理挑战长期存在

疫苗研发需要服务公共卫生目标,但社会收益不能凌驾于个体参与者安全之上。这些原则在中低收入国家(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LMICs)和脆弱人群研究中尤其重要。疫苗临床试验中的伦理争论并非新鲜事,但近期若干指南变更、引发重大伦理关切的疫苗试验暂停等,在国际上掀起了关于安慰剂使用、预防标准以及全球卫生研究中公平性等长期存在问题的广泛讨论。

表1 国际研究伦理标准的比较框架

文章比较了国际上通用的多个伦理框架与指南标准——它们均强调参与者保护、公平选择、弱势人群额外保护、试验后可及,以及在已有有效干预措施时严格限制安慰剂使用(见表1)。

然而,现实操作中,疫苗临床试验仍存在相当比例的伦理不合规情况。Atuire等对2015—2023年187项疫苗试验的分析,显示约34%的研究存在伦理不合规情况。其中,约18%的试验存在知情同意程序不足,具体包括知情同意材料可读性要求过高、往往需要超过12年级水平才能理解,参与者从收到信息到入组的中位考虑时间仅为24小时,以及缺少经过文化适配的信息材料。约12%的试验存在安慰剂组争议,尤其出现在脑膜炎球菌、肺炎球菌和轮状病毒疫苗研究中。约23%的试验没有明确承诺在研究结束后向参与者提供有效疫苗,或承诺过于笼统而缺少执行机制。社区参与不足同样突出,约29%的试验在启动前很少或没有与当地社区协商,也缺乏地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研究治理。约15%的试验还存在利益分享不均衡,研究产出、论文发表和知识产权更多流向高收入国家机构,而对当地能力建设的承诺有限。

2026年1月,一项拟在几内亚比绍开展的乙肝疫苗试验因国际生物伦理学者和公共卫生专家提出重大关切而暂停。该试验设计拟让一半参与新生儿不接受WHO推荐且已有有效性证据支持的乙肝出生剂疫苗,以评估长期免疫学结局。批评者认为,这一设计可能违反有益原则,使参与新生儿暴露于可预防感染风险之中,而当地又属于乙肝高流行地区。

研究者指出,在中低收入国家(LMICs)开展的疫苗试验必须尊重当地的卫生优先事项,这些国家的预防标准通常反映了资源限制,而非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因此,此类的试验的伦理审核不能只靠单一国家的政策,需要基于全球框架和在其他地区已验证的干预手段进行审核,确保参与者遴选标准的公平性,并避免采用那些会使弱势群体面临不成比例的风险却无法获得收益的研究设计。

疫苗犹豫不仅源自“知识匮乏”

文章也讨论了公众认知与疫苗犹豫的挑战。作者认为,疫苗犹豫不仅仅由知识匮乏所导致,社会信任、政治极化和机构可信度都会影响公众对疫苗的接受度。

免疫接种建议的变更,尤其是当这些变更被表述为对先前指导方针的推翻或放宽时,可能会被公众解读为此前存在科学错误或隐瞒了安全隐患的证据,特别是在两极分化的媒体舆论环境中,政策制定由意识形态而非科学证据决定,会使得公众的上述怀疑被进一步强化。也正因此,疫苗犹豫不仅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个人态度,也可以被视为不稳定或存在争议的政策制定所产生的结构性结果。

公众对免疫规划项目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程序公正。那些看似仓促、带有政治动机或透明度不足的政策决策,可能会削弱公众对专家权威的信任,并加剧公众对疫苗接种的普遍不确定感;即便疫苗没有新的科学风险,公众对疫苗的安全性和必要性的认可度也可能逐渐减弱。

美国监管与推荐政策改变催化“不信任”

文章特别提及,美国近期对免疫接种建议框架所做的调整,凸显了治理流程如何影响公众对科学证据的解读。当疫苗从“普遍推荐” 类别重新归类为 “共同临床决策” 类别时,公众可能会将此类变化理解为对疫苗安全性或必要性存在不确定性的信号。由于美国监管机构和免疫接种咨询机构(ACIP, 美国CDC免疫实践和咨询委员会对全球规范具有重大影响力,这些转变可能会塑造国际政策,催化公众对疫苗和免疫接种制度的不信任,且其影响将超越国界。

文章最后将伦理、政策和信任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疫苗试验中的安慰剂争议、低资源环境中的预防标准差异,以及美国疫苗推荐程序的变化,看似属于不同议题,但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当公众不再确信疫苗研究和政策由稳定、透明、专家主导的制度产生时,科学证据本身也可能难以转化为持续接种信心。因此,维持免疫规划收益不仅依赖新疫苗和新技术,也依赖制度可信度。

作者认为,符合伦理的试验设计、连贯的政策制定以及稳定的专家监督,是构建疫苗信任度的相互强化要素未来需要强化关于预防标准和试验后可及性的国际规范,维护国家免疫规划中基于证据的决策程序,并评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监管环境中政策变化可能产生的全球后果。本文也提醒免疫工作者:疫苗信任不是宣传口号,也不是单次风险沟通能够解决的问题。它建立在临床试验伦理一致、监管程序透明、专家监督稳定和政策解释清楚的基础上。公共卫生部门只有同时维护这些治理环节,才能让疫苗有效性的科学证据真正转化为公众可持续的接种信心。


文献原文

Sophian A, Sulanjari D, Harumanto A. Global implications of recent changes in U.S. vaccine policy: ethical and trust challenges for immunization programs. Vaccine. 2026;77:128393. doi:10.1016/j.vaccine.2026.128393

https://doi.org/10.1016/j.vaccine.2026.128393


编译撰稿:周炘玥

审核校对:潘张旸 张馨予

排版编辑:李睿彤

其他新闻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