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医防融合,发挥临床医生在疫苗接种中的积极作用

侯志远
韩雪娇
王晓培

摘要

我国流感、肺炎等重点疫苗接种率长期处于低位,远低于世界平均甚至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造成严重的疾病和经济双重负担。临床医生的主动推荐被公认为提升接种水平的关键举措,然而我国临床医生疫苗推荐现状不容乐观。结合文献资料与专家访谈结果,本文总结出影响我国临床医生疫苗推荐的五大障碍:法定职责缺位、知识储备不足、犹豫避险心理、激励机制缺失、硬件环境不便。在借鉴英国、新加坡与巴西等国经验基础上,为激励临床医生发挥积极作用,本文提出五项政策建议:分级明确疫苗推荐职责,界定风险责任边界,解决临床医生后顾之忧;提供疫苗推荐支持工具和培训,提升临床医生医防融合业务能力;以疫苗处方为抓手,依托全科与专科医生分类落实,实现疫苗推荐制度化运行;推进医务人员疫苗接种免费政策,建立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夯实疫苗推荐动力之源;推进诊疗与接种系统联通,鼓励医院接种门诊建设,打开疫苗推荐便利之门。

Executive Summary

Vaccination coverage for priority vaccines, such as those against influenza and pneumonia, has persistently remained low in China. This rate is significantly below the global average and even trails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ulting in a substantial dual burden of disease and economic cost. Proactive recommendation by physicians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key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vaccination uptake; however, current practices of vaccine recommendation by physicians in China are far from adequate. Drawing on the literature and expert interviews, this paper identifies five major barriers that hinder vaccine recommendation among Chinese physicians: the absence of statutory responsibilities, insufficient know ledge, risk-averse hesitancy, lack of incentives, and inconvenient clinical infrastructure. By examining the experienc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Singapore, and Brazil, this policy brief proposes f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encourage physicians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encouraging vaccine uptakes. These include: establishing graded and clearly defined vaccine recommendation duties with clarified liability boundaries to address physicians’ concerns; providing decision-support tools and training to strengthen physicians’ competencies in integrating preventive and clinical care; adopting vaccine prescription as a strategic instrument, implemented through general practitioners and specialists by category, to institutionalize vaccine recommendation; promoting free vaccination policies for healthcare workers and developing performance-based incentive mechanisms to reinforce the drivers of recommendation; and enhancing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clinical and vaccination information systems while encourag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hospital-based vaccination clinics to facilitate seamless recommendation practices.

一. 临床医生疫苗推荐的必要性分析

1.1 我国流感、肺炎等重点疫苗接种率长期处于低位,亟需提升

免疫规划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在预防重大传染病、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轮状病毒疫苗等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长期处于低位,并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及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1。据统计,我国全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率在2021-2022流行季约2.5%2。即使城市地区,儿童轮状病毒疫苗接种率也仅约35%(开封和北京2019-2023年出生儿童)3,4,13 价肺炎疫苗接种率约50%(重庆和天津2022年出生儿童)5,6,流感疫苗接种率约12%(张家港市2024年5岁以下儿童)7。全国老年人23价肺炎疫苗接种率2022年仅3.2%,流感疫苗接种率2023年仅4.2%8。低接种率导致疫苗可预防疾病流行,给卫生系统和群众带来沉重负担,因此亟需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疫苗接种率。

1.2 医生推荐对疫苗接种至关重要,然而我国临床医生并不重视疫苗推荐

医生推荐被国际公认为是提升人群疫苗接种率的关键因素,也是公众普遍信赖的信息获取途径。我国证据也显示,在临床医生推荐下流感疫苗接种率显著提升,并能改善人们流感疫苗认知和接种意愿9。尽管临床推荐至关重要,但是我国接种服务由接种门诊的专职接种医生负责,接种医生只能接触到主动前来接种的人群、被动提供服务,往往接触不到免疫规划服务范围之外的人群;而群众最常接触、最信赖的临床医生却不参与疫苗接种相关工作。这种医防分割现象造成接种服务提供人员和服务对象的时空割裂。因此,推进全生命周期疫苗接种亟需临床医生的积极参与,践行医防融合。

目前,我国临床医生对疫苗的主动推荐率偏低,呈现明显的“高意愿、低实践”特征。调查显示,全科医生疫苗推荐意愿高达89%10,但在实际行动中仅有49%会主动将流感疫苗推荐给儿童,55%会推荐给老年人11。另一项十省调查发现,仅有38%的全科医生愿意在临床实践中推荐23价肺炎球菌疫苗12。在儿科等专科领域,疫苗推荐缺位现象更普遍,一项针对儿科医生的调查发现仅有25%的儿科医生会经常介绍儿童疫苗13

1.3 我国部分地区探索临床医生“疫苗处方”实践,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制度化运行

为解决将推荐意愿转化为实际临床行动的现实难题,把疫苗推荐制度化地纳入常规临床诊疗流程,“疫苗处方”模式随之出现。疫苗处方是指临床医生将疫苗接种作为临床医疗处方或健康教育处方开具,制度化地将疫苗推荐纳入临床诊疗流程,实现医防融合。它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是作为一种可执行的“临床医疗处方”,临床医生可直接开具处方,使患者在医疗机构内完成从评估、开方到接种的完整流程;其二,是作为一种“健康教育处方”,由临床医生在提供治疗建议时,向适宜人群提出接种特定疫苗的健康指导。

近年来,我国从地方到国家层面正加速推进疫苗处方实践。广东、山东、浙江等十余省份已率先启动“疫苗处方”试点,鼓励临床医生(特别是全科医生)开具处方,这已成为践行医防融合的重要举措。以重庆市为例,自试点实施以来,其2024年的流感疫苗、23价肺炎球菌疫苗及带状疱疹疫苗接种率较上年同期提升50%14。基于基层试点的显著成效,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在逐步跟进。2025年9月,国家疾控局发布通知提出“加强疫苗接种,探索对适宜人群开具疫苗处方”,标志该模式正从地方探索走向国家倡导的新阶段15

二. 临床医生疫苗推荐的阻碍和困境分析

我国临床医生开展疫苗推荐面临系列阻碍,从制度上缺乏疫苗推荐的责任、绩效激励和条件便利,从自身角度缺乏疫苗相关科学知识和疫苗信心,导致其在疫苗接种中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图1)。

图1.临床医生疫苗推荐的阻碍与困境分析

2.1 临床医生预防职责缺位,未被赋予疫苗推荐的责任

长期以来我国医防分割,疫苗等公共卫生服务并非临床医生的常规职责,导致临床医生缺乏主动推荐疫苗的责任感。多数临床医生(包含全科及各专科医生)将疫苗接种归为公共卫生机构及接种门诊的工作,而非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国一项针对儿科医生的研究显示,有90%的儿科医生不主动介绍疫苗的首要原因是“没有相关要求或职责”13。现有疫苗处方也处在探索阶段,相关支持政策较少,多停留在鼓励倡导层面。数据显示,64%的全科医生认为疫苗处方目前缺乏统一完善的政策与制度规范,其与原有的临床诊疗、儿童接种工作之间如何联系尚无明确规定10。临床诊疗与预防接种在日常工作上的分离,导致临床医生在实际操作中会出现是否合规的担忧,缺乏开展疫苗推荐工作的法定责任。

2.2 临床医生疫苗知识储备不足,缺乏疫苗推荐的能力

疫苗知识储备直接决定医生推荐意愿,但当前临床医生普遍存在疫苗知识缺口,在疫苗推荐过程中缺乏能力和底气。北京某三甲医院调查发现,有充足的疫苗知识或接受过疫苗相关培训的儿科医生,其疫苗推荐频率是其他儿科医生的2.2倍10。但高达70%的儿科医生认为自己因为“缺乏疫苗知识”难以应对家长的疫苗咨询,这种知识缺乏尤其体现在优先接种群体、最佳接种窗口、具体疫苗选择和接种规范等核心业务环节13。此外,目前我国疫苗接种指南零散分布,尚未有专门面向临床一线(含全科、专科医生)的标准化“疫苗推荐与处方学习指南”。

2.3 临床医生疫苗犹豫和风险防范心理严重,缺乏疫苗推荐的动力

不少医生存在疫苗犹豫现象,疫苗接种率低,十省调查显示全科医生流感疫苗接种率仅有19%11。有些医生认为身体健康无需接种,担心出现不良反应,或是更倾向于使用抗病毒药物而非疫苗16。这种内在犹豫不仅使临床医生自身面临疾病感染风险,而且缺乏意愿和信心向患者推荐疫苗,更可能在健康科普时带入偏见起到反作用。研究发现,既往有流感疫苗接种史的全科医生向患者推荐接种的意愿是未接种者的8.6倍10

另外,部分医生风险防范心理强,规避纠纷意识和医患信任薄弱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疫苗推荐意愿。一方面,调查显示高达60%的全科医生将“担忧患者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列为阻碍推荐的首要因素10,44%的医生明确指出担忧主动推荐会引发患者不满甚至医疗纠纷。另一方面,因非免疫规划疫苗多需自费且价格较高,有数据表明55%的全科医生担忧主动科普推荐或开具疫苗处方,会被患者误解为带有推销目的或吃回扣行为10。这些现象不仅增加了临床医生在诊疗中的沟通成本,更易引发避险心理,在疫苗推荐方面采取保守态度。

2.4 疫苗推荐增加额外工作量、与绩效无关,缺乏疫苗推荐的绩效激励

开展疫苗科普、接种评估及开具疫苗处方,需占用临床医生大量诊疗时间,且与绩效无关。研究显示,24%的全科医生10和28%的儿科医生13认为推荐疫苗不仅增加额外工作量,而且没有任何回报,极大削弱了他们推荐疫苗的积极性。不仅如此,目前多数医院未将疫苗处方折算为常规工作量,也未将其与科室奖金挂钩,导致该工作成为临床医生的自愿行为。数据显示48%的临床医生认为目前缺乏激励机制,37%反映缺乏本单位领导的支持与鼓励10。而如果将疫苗推荐纳入绩效评估或提供奖金等经济激励,临床医生开具疫苗处方的意愿可提升至原来的近2倍17

2.5 医疗机构信息系统不互通、无接种门诊,缺乏疫苗推荐的条件便利

临床诊疗系统与疫苗接种系统相互独立,给临床医生疫苗推荐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当前,医院诊疗系统无法开具疫苗处方,即使设置接种门诊的医疗机构,其临床诊疗系统与疫苗接种系统也不互通。这种情况下,医生一方面不知道患者是否接种疫苗,另一方面也无法直接开具疫苗处方。高达54%的医生指出两大系统不相通是影响疫苗处方推行的重大阻碍10

另外,多数专科和综合医院没有开设接种门诊,也缺乏开设接种门诊的动力。一项针对儿科医生的调研显示,仅有半数儿科医生所在医院开设接种门诊13;同时高达58%的受访医生直言,院内场地空间局促、人员短缺,无法满足接种门诊规范化要求10。一项全国调查发现,在具备现场接种服务的医疗机构中90%的医生愿意提供疫苗处方,而在无接种点单位中该比例降至10%17

三. 国际经验

我们选取英国、新加坡与巴西,从三国的疫苗接种服务模式、疫苗推荐支持与激励政策等方面总结国际经验。三国建立了全科医生主导、专科医生支撑的接种服务网络,将疫苗接种服务融入日常诊疗活动,为医务人员提供标准工具支撑、专业能力提升服务以及免费疫苗接种福利,为我国深化医防融合、发挥临床医生在接种服务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3.1 全科医生主导、专科医生支撑的接种服务模式

第一,确立全科医生的主导地位。三国均将全科医生视为疫苗接种的首要责任主体。英国将机会性接种明确写入全科医生服务合同,要求全科医生在日常诊疗中主动核查患者免疫记录并直接提供机会性接种或预约;全科医生还通过提醒与召回机制主动发出接种邀请,即对常规应种人群进行主动提醒,对已错过接种时间的人群持续追踪并督促补种18。新加坡则依托密集的公私立全科诊所网络,确保基层接种服务的可及性。巴西家庭医生通过日常诊疗和家庭访视定期检查儿童接种记录,通过提醒召回与入户访视机制主动追踪漏种者,发现漏种后引导家庭完成补种19。这些经验为我国全科医生主动提供预防接种服务提供了经验借鉴。

第二,拓展专科医生的多维专业支撑作用。英国、新加坡与巴西儿科医生均承担复杂病例的专业评估职能并为基层全科医生提供技术指导。英国呼吁临床医生在日常诊疗中积极推动免疫,接种鼓励儿科医生参与公众沟通,解答疫苗安全性疑问并协助制作科普材料,以解答家长疑虑20。在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下,助产士和产科医生必须向孕妇提供当面的疫苗接种咨询,并被授权可以在产检诊室直接为孕妇完成流感等疫苗接种21

第三,推动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拓展服务。依托英国健康访视员制度22或巴西基层卫生团队23开展社区健康教育、接种咨询与主动搜寻,将接种服务由诊室延伸至社区与家庭,有效提升了接种服务可及性与覆盖率。英国儿童综合医疗照护模式Connecting Care for Children(CC4C)通过整合医院儿科、社区全科医生与地方社区组织,使专科知识直接下沉基层24。在疫苗接种中,儿科医生为全科医生提供专业咨询,并与社区健康倡导者合作制作流感疫苗信息图,通过诊所、社区和医院多渠道传播,提升家长认知与信任。

3.2 综合保障的疫苗推荐支持和激励政策

第一,提供标准工具支持临床医生疫苗推荐。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医务人员免疫培训国家标准,为临床医生提供统一的培训内容和技术规范25;新加坡全国成人免疫计划(National Adult Immunisation Schedule,NAIS)向临床医生提供关于他们应该向患者推荐的疫苗接种指南,同时新加坡卫生部定期提醒医生依据NAIS指南向患者提出接种推荐26;巴西儿科学会也专门发布针对特殊状况儿童和青少年的免疫接种指南27。这确保了临床医生接诊中有现成的权威工具辅助,以统一口径高效化解不同群体的疫苗犹豫。

第二,开展专业能力与沟通技能的系统培训。英国与巴西均将预防接种纳入医务人员的继续教育体系,通过在线课程与模块化教学等形式开展系统培训。英国皇家儿科与儿童健康学院通过“实践中的疫苗”等在线学习课程,面向儿科和全科医生培训人员,重点加强疫苗沟通与免疫学基础知识28。巴西国家卫生系统大学网络为临床医生提供免疫规划管理、疫苗犹豫干预等系统培训29,有助于提升临床医生在预防接种服务中的专业素养和沟通能力。

第三,实施与接种率挂钩的财政激励机制。“巴西国家预防项目”将适龄儿童疫苗接种覆盖率纳入基层医疗团队的绩效评价体系,实行按绩效付费。联邦政府拨付医疗经费时,将儿童基础疫苗接种完成情况作为核心考核指标,接种覆盖率直接影响财政支持,促使基层医疗团队加强儿童免疫管理。这为我国建立医防融合的激励机制提供了实践参考30

第四,提供医务人员免费接种福利。英国、新加坡与巴西均向医务人员提供流感、乙肝等免费的基础疫苗接种支持。相较于英国、新加坡两国将其作为一项健康福利,巴西则进一步将疫苗接种纳入医务人员岗位聘用与执业考核的硬性规范31。这种制度安排在保障医务人员职业健康的同时,增强其对疫苗的认同感。

四. 政策建议

结合国际经验,针对我国临床医生缺乏疫苗推荐的责任、能力、动力、绩效激励和条件便利等困境,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4.1 分级明确疫苗推荐职责,界定风险责任边界,解决临床医生后顾之忧

建议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台指导性文件,借鉴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将疫苗接种服务嵌入常规基层医疗体系的理念,采取责任分级策略进行疫苗科普宣教与接种推荐。针对全科医生,将疫苗推荐明确界定为法定公共卫生职责;针对儿科、呼吸科、老年医学科等重点专科医生,强烈鼓励其结合专科疾病特征开展重点疫苗推荐(如呼吸科推荐流感/肺炎疫苗),实施精准干预;针对其余专科医生,鼓励其在常规诊疗中开展机会性健康宣教,普及疫苗防病和主动健康理念。

针对医生风险防范心理,配套保障措施明确界定风险责任边界,切实消除医生顾虑,解决疫苗推荐动力不足问题。一方面建立医疗免责机制,明确凡合规推荐并履行告知义务的医生,对患者接种后出现的不良反应或偶合症免予承担连带责任;另一方面健全疫苗异常反应补偿机制,做好临床医生相关培训和指引。

4.2 提供疫苗推荐支持工具和培训,提升临床医生医防融合业务能力

建议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制作疫苗推荐支持工具包,辅助医生疫苗推荐。首先,制作面向临床医生的《疫苗推荐指南》与《疫苗处方实践指导》,提供统一的推荐指南和技术规范,确保医生有权威工具辅助疫苗推荐;并在指南中纳入疫苗不良反应处理规范与流程,明确风险应对预案与免责机制。其次,提供类似英国CC4C团队的“疫苗推荐标准话术卡”、“纸质宣传册”、“科普卡通视频”等标准化沟通工具,提升医生疫苗推荐与接种评估服务的规范化水平。第三,搭建一站式疫苗知识集成平台,汇聚疫苗知识与培训课件,授权医生登录学习并挂钩继续教育学分以推动其自主学习;依托疫苗知识库与大语言模型开发“医生疫苗推荐智能体”,辅助医生进行疫苗知识查询与推荐。

同时,建立从院校到职业的疫苗知识系统培训体系,增强临床医生疫苗知识储备。在医学院校学习阶段,强化临床医学生预防医学、疫苗与免疫课程学习;在职业阶段,定期组织学习疫苗知识与接种指南。针对重点科室,如全科、儿科、妇幼保健科、感染科、呼吸科、老年医学科等开展疫苗专项培训,并提供继续教育学分,培训内容包括疫苗与传染病相关知识防控、推荐话术、医患沟通技巧等32

4.3 以疫苗处方为抓手,依托全科与专科医生分类落实,实现疫苗推荐制度化运行

学习英国“机会性接种”理念,以疫苗处方为抓手将疫苗推荐制度化,并根据医生类型和所在单位接种门诊开设情况实施差异化推广策略。针对全科医生以及所在单位开设接种门诊的专科医生,推行完整的“医疗疫苗处方”,赋予其涵盖健康评估与处方开单权限;针对所在单位未开设接种门诊的专科医生,推行“健康教育处方”,侧重于接诊时疫苗科普与接种指引。在医院中按专科依次推广,率先在与疫苗可预防疾病高度相关的核心科室(如全科、儿科、呼吸科、老年医学科)落实疫苗处方,待成熟后延伸至其他临床科室。

4.4 推进医务人员疫苗接种免费政策,建立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夯实疫苗推荐动力之源

建议各地出台专项政策,为医务人员提供免费接种服务,将重点疫苗接种作为医疗职业福利予以落实,在保障医疗安全的同时也能提升临床医生疫苗认知、降低疫苗犹豫,从而更好发挥其疫苗推荐的作用。同时,探索疫苗处方服务量化激励机制,将疫苗处方纳入医生绩效考核体系17,给予合理薪酬回报和资源支持,提升临床医生疫苗推荐的积极性33

4.5 推进诊疗与接种系统互联互通,鼓励医院接种门诊建设,打开疫苗推荐便利之门

国家疾控局与卫生健康委2025年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工作的通知》,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接种服务提供了政策指引,可在此政策基础上将接种服务范围从单一的流感疫苗拓展至肺炎球菌、轮状病毒等重点疫苗。鼓励儿童医院、妇幼保健机构以及有条件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儿科,率先设立接种门诊。根据综合医院实际情况,制定灵活简化的接种门诊设置标准,方便综合医院开设接种门诊。

对开设接种门诊的医疗机构,打通临床诊疗系统与接种系统,在临床诊疗系统中增设疫苗处方开具功能,将疫苗处方与药品处方视为同一流程,方便医生接诊时直接开具疫苗处方;依托智能筛查功能,精准识别符合接种条件的适龄人群并触发弹窗提醒,辅助医生完成接种评估与推荐。

致谢

本研究为盖茨基金会(INV-034554)支持的“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项目产出。盖茨基金会未参与本文内容设计、分析、写作等。本文内容完全由作者负责,不代表资助者的任何观点。

我们诚挚感谢所有合作单位提供的技术支持。特别感谢为此简报提出宝贵意见的各位专家,尤其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余文周主任医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冯录召研究员,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曾玫主任医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张佳慧研究员、刘胜兰助理研究员,澳大利亚国家免疫研究与监测中心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陈姝博士,美国杜克大学顾问袁端端女士,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负责人汤胜蓝教授、张馨予助理教授、公共传播与政策倡导副主任潘张旸女士、以及高级研究员郭磊先生;感谢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子祺提供的编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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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志远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数智健康行为监测与治理,聚焦疫苗接种、肿瘤防控和医生行为等领域。哈佛大学、鹿特丹大学和世界卫生组织访问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多项,作为核心骨干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国自然重点项目,在Nature Medicine、NPJ Digital Medicine、WHO Bulletin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

韩雪娇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生

主要研究领域为疫苗信心监测与干预研究。

王晓培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生

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应用与评估。

其他简报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