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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困境到对策,推动联合疫苗研发与应用

长久以来,大部分疫苗的设计、开发、注册、推荐、采购和使用主要围绕单一病原体制剂进行。目前,许多国家的免疫规划推荐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较多,特别是低龄儿童需要短时间内接种多剂疫苗,为接种人员和医疗机构带来较大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应用联合疫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之一,然而在研的联合疫苗数量有限,研发人员除了需要应对联合制剂的技术和生产障碍,还面临着监管、政策以及商业化方面的多重挑战。

日前,由包括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多个国际组织团队共同撰写的文章《促进开发亟需的联合疫苗》(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gently required combination vaccines)发表于《柳叶刀-全球健康》子刊上。研究团队认为,卫生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卫生机构应前瞻性引导、倡导新型的针对多病原体的联合疫苗的研发,加快联合疫苗许可、监管方面的政策创新,促进联合疫苗的研发应用。

饱和的免疫规划

研究显示,扩大免疫规划的实施不仅挽救了亿万儿童的生命,也保护了成年人的健康。经过50年的疫苗接种,今天出生的婴儿在婴幼儿时期的存活率每年提高40%,婴儿接种疫苗带来的生存益处可延续到50岁以后。在防治新发传染病(如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等),控制细菌耐药性的发展方面,疫苗仍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价值以及需求。新的疫苗研发平台(如病毒载体和mRNA)的出现,意味着开发新疫苗的技术可行性变得更高。

然而,全球免疫规划同时也面临艰难选择:在有限的医疗资源和公共预算范围内,负担越来越多新纳入的疫苗和提供更多的接种服务。前述研究报告指出,除特定地区推荐的疫苗外,婴幼儿在出生后的头两年至少需接种六次疫苗。越来越多的疫苗需要单独接种,让各国政府面临筹资及免疫规划可持续性的挑战。另有研究表明,在中低收入国家,一个孩子在出生后第二年完成全面免疫接种,成本从37美元到101美元不等,其中很大部分花在疫苗的冷链配送、人员培训、注射用品和服务提供等方面。

联合疫苗的优势与风险

在此背景下,联合疫苗具备多重优势。通过将多种抗原整合为一剂疫苗,减少了接种次数和注射器的使用,还降低了冷链储存需求,从而有效提高接种效率、降低操作风险和成本;同时,简化的接种程序有助于在资源有限或覆盖不均的地区实现更广泛和公平的疫苗覆盖。联合疫苗还在减少针刺次数、降低接种者不适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

一项研究向低收入国家的医务人员和专家提供了两种假定的幼儿轮状病毒疫苗配方,80%的受访者强烈倾向于将中等效力的疫苗与目前含有白喉、破伤风、百日咳、b型流感嗜血杆菌(Hib)和乙型肝炎的制剂结合使用。组合多种抗原的联合疫苗,可以改善一些接种率很低的疫苗的覆盖,从而能在不增加额外接种次数的前提下,提供更广泛的疾病保护。

前述《柳叶刀-全球健康》研究指出,尽管联合疫苗展现了巨大潜力,但联合疫苗的研发仍需解决许多潜在的挑战(表1)。首先,在全球层面,没有任何国际公认的专家小组提供指导,确定未来所需的联合疫苗的成分。

其次,临床试验中对于疫苗抗原成分的评价方法在联合疫苗中更加复杂。一般而言,当疫苗的设计针对的是一种不常流行却致命的病原体时,疫苗的许可审批主要基于候选疫苗的安全性和激发与现有疫苗类似的免疫反应能力来确定(假定现有疫苗存在的话)。在多种抗原成分组合的情况下,会增加某一成分或多种成分在非劣效性比较中统计失败的可能性。如果不确定监管机构会如何解释某一成分(也许是相对次要的成分)的免疫反应下降,将增加疫苗研发企业放弃整个多病原体产品的风险,即使该联合疫苗的总体临床效果非常好。

其三,与单独抗原的疫苗相比,即使是已被证明安全、有效并获得许可的联合疫苗,目前的全球的指南实际未能提高其使用优先级。相关研究指出,WHO免疫接种战略专家咨询组(SAGE)只评估临床开发后期或已获得许可的疫苗,且在发布立场文件时,通常不偏向联合疫苗或单苗,而是将选择权交给成员国。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Gavi和许多国家对联合疫苗的推广和应用。文章也提到,美国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在近期五价脑膜炎疫苗的审议和推荐中也表现得较为“审慎”,但并未给出其背后的具体原因。

解决方案的突破口

面对上述风险与挑战,研究分享了肺炎球菌和脑膜炎球菌联合疫苗的研发案例,提供了三大值得借鉴的机制。首先,就多价(单病原体)肺炎球菌联合疫苗的血清型达成共识,将其纳入WHO广泛推荐的疫苗配方,并通过Gavi的预先市场承诺机制进行采购;其次,考虑到疫苗许可前不可能展示出每个成分的临床效力,在实际操作中采用保护性免疫的近似阈值作为替代指标;第三,对于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接受某些免疫成分可能无法在统计学上达到非劣效性情况,仍允许整个产品获得许可。

前述《柳叶刀-全球健康》研究指出,应从政策制定、科学评估、监管审批和市场执行等多层次、多主体入手,全面协调各方措施。文章建议,通过广泛的国家和地区磋商,确定优先疫苗目标并以此制定综合策略;评估新疫苗的公共卫生和社会经济价值,包括其作为单独疫苗成分和联合疫苗的增量价值,从而为投资和疫苗引入决策提供依据;WHO可以利用SAGE等专家咨询小组机制来评估潜在的疫苗组合策略,并根据地区偏好、公共卫生需求和社会经济影响优先推荐特定的疫苗组合;国际筹资和采购机构(如Gavi)应将新型联合疫苗纳入其市场塑形战略。在不影响安全性的前提下,监管机构在许可决策中应重视联合疫苗的整体临床效益,及减少接种次数的实际优势;医疗保险或保险公司应确保报销政策不偏向单苗;在联合疫苗开发的早期,应尽早与免疫规划管理者、提供者、照护者及疫苗接种人员沟通,更好地评估联合疫苗接种的整体影响,评估其相对于单苗的接受度。

联合疫苗研发应用在中国的挑战

我国获批上市和正在研发的联合疫苗与国际上尚存在较大差距。根据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今年3月发布的儿童用联合疫苗卫生策略研究简报整理的相关证据显示,目前国际上应用较多的两款五联疫苗和一款六联疫苗均尚未在我国获批上市;已上市联合疫苗应用水平较低,且存在地区间不公平。

制约我国儿童联合疫苗研发应用的因素较多。在研发方面,主要挑战在于监管要求不明确,缺乏可落地的标准规范,以及相关的政策未有效激励企业的积极性。例如,尽管《疫苗管理法》明确支持联苗研发,然而生产企业需首先拥有自己的单苗文号才能生产;在上市注册程序方面联合疫苗也存在创新产品认定的问题,进一步打击企业的研发积极性。在疫苗应用方面,由于联合疫苗与现行免疫程序存在冲突,增加了接种人员推荐和接种联合疫苗的顾虑。再者,目前在我国已上市的联合疫苗价格较高,目前我国上市的DTaP-IPV/Hib五联苗定价约为638元/支,根据推荐免疫程序,完成四剂接种家庭需要承担2552元费用支出。此外,家长知晓率和接种意愿有限,这也进一步限制了联合疫苗覆盖率的扩大。

前述政策简报指出,企业研发能力和研发动力、国产低价疫苗供给、免疫规划程序调整、提高用量以降低价格,这几个因素间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为推动儿童联合疫苗的应用,增加儿童免疫覆盖,需以解决上述关键制约为重点,系统发力。最优先项是通过改善监管措施、提供市场画像以鼓励并支持企业研发,为提高接种可及性和纳入免疫规划提供基础。同时,通过完善招采机制和费用分担机制,提高联合疫苗的可负担性,加强健康宣教,提升接种人员和家长对联合疫苗的认知,增强他们的推荐和使用意愿。

编译整理:金斯琪 潘张旸

审核校对:陈姝 

编辑排版:刘子祺


参考文献

[1] Hausdorff, W. P., Madhi, S. A., Kang, G., Kaboré, L., Bayona, M. T., & Giersing, B. K. (2024).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12(6), e1059-e1067.

[2] Khan, M. I., Ikram, A., & Hamza, H. B. (2021). Vaccin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in low-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99(7), 479.

[3] Cattin, M., Jonnalagedda, S., Makohliso, S., & Schönenberger, K. (2022). The status of refrigeration solutions for last mile vaccine delivery in low-income settings. Vaccine: X, 11, 100184.

[4] Mooney, J., Price, J., Bain, C., Bawa, J. T., Gurley, N., Kumar, A., Liyanage, G., Mkisi, R. E., Odero, C., Seck, K., Simpson, E., & Hausdorff, W. P. (2022). Healthcare provider perspectives on delivering next generation rotavirus vaccines in five low-to-middle-income countries. PloS one, 17(6), e027036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70369

[5] Reza, H. M., Sultana, F., Bari, R., Cole, J., & Baqui, A. H. (2023). Local distribution infrastructure and robust vaccine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in LMICs should be prioritised to tackle ongoing and future pandemic risk.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Southeast Asia, 11.

[6] VaxLab卫生策略系列简报.以破解关键制约为重点 推动儿童联合疫苗研发应用 [EB/OL]. (2024-03-20)[2024-09-25]. https://mp.weixin.qq.com/s/DK91DN_42keFLHPXGZIg-w

其他新闻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