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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xLab周报第37期

1. COVID-19大流行对中国儿童自费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一项横断面研究

本文发表于BMJ Open。研究基于对浙江省2212名六岁以下儿童的家长的横断面调查,分析了家长对自费疫苗接种的态度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疫情后共有19.32%的家长接种意愿增加,9.16%的家长接种意愿下降。

接种意愿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认为“疫苗能够有效预防疾病”(83.89%),而接种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担心疫苗的副作用”(65.95%)。较高的疫苗犹豫度(OR=2.208, p=0.0001)、在疫情后对疫苗信任度的下降(OR=16.650, p<0.0001)、医生推荐免疫规划疫苗的(OR=2.180, p=0.0076)及对疫苗信息的非完全满意(OR>1, p<0.05)是家长减少接种意愿的驱动因素。

研究强调,通过提高家长对自费疫苗的认知和信任,可以进一步提升疫苗接种率,降低儿童面临的传染病风险。文章最后建议,相关机构应加强对自费疫苗的教育和宣传,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疫苗的益处,从而提高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https://doi.org/10.1136/bmjopen-2023-083056

2. 展望未来十年美国成人疫苗市场:拥挤的免疫接种程序和新动态

本文发表于Nature子刊npj vaccines。本文回顾了新冠疫情以来,美国成人疫苗市场的快速增长和与之不匹配的免疫接种基础设施。未来十年,全球获批的疫苗产品数量或将实现三倍增长,成人疫苗接种计划将迎来显著扩展。预计到2032年,美国每年成人疫苗接种量将超过5亿剂,这需要改变当前疫苗接种方式和疫苗消费行为。

针对美国主要行业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显示,其一,他们对成人免疫接种市场的潜在长期影响认识不足、准备不够。由于缺乏统一的国家免疫规划,美国成人疫苗市场向药店等新接种点转移,而目前药剂师和医生之间存在沟通和协同挑战,供应链也未准备好疫苗供应量的增加。其二,标准化不足。利益相关者不愿意在战略上确定成人免疫规划的优先级,尚未建立针对成人免疫接种的统一的国家系统,培训不足等为免疫接种人员的患者评估带来挑战。其三,通过调研发现,成人患者每次就诊的接种数量、年度意愿接种数量都十分有限。由于当前成人免疫方面ACIP仅推荐七种疫苗,管理简单,而成人疫苗市场的扩大意味着消费者需要对自己的接种计划和接种记录有更多自主权。目前,利益相关者更依赖下游的干预措施(如提高公众认知),却忽视了引起健康不公平的上游结构性问题。文章呼吁采取跨部门的、全链条的综合方法提高疫苗公平性。

未来将有更多成人疫苗整合到现有的免疫生态系统,应充分考虑消费者的关键作用和他们的选择,同时改善当前免疫接种的协调性和可及性。这些措施包括消除获得疫苗的障碍,简化医保报销和操作流程,加强记录保存,以及为免疫接种者和患者提供必要的工具,使他们对当前和未来的疫苗充满信心。

*本文作者受雇于辉瑞公司

https://doi.org/10.1038/s41541-024-00809-z

3. 通过社区参与加强疫苗接种: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利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LS)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探讨了社区参与对7281名个人COVID-19疫苗和流感疫苗接种率的影响。社区参与通过社区疫苗接种通知的接收情况来衡量。具体而言,受访者被问及“是否收到社区关于疫苗接种的通知”,回答“是”的被视为社区积极动员的对象,并在分析中作为虚拟变量。

结果显示,社区参与和疫苗接种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接到社区通知的人相比未接到通知的人更有可能接种COVID-19疫苗(100% vs 53.3%),流感疫苗的接种率也显著较高(2.7% vs 1.9%)。机制分析表明,社区通知通过提高人们对疫苗效益的认知,促使更多人接种疫苗。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社区参与对老年人、低学历者和经济状况较差人群的影响尤为显著。

结论强调,社区参与对促进疫苗接种,尤其是提高公众对疫苗的信任和接受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应将社区参与方法更多融入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应对疫苗接种挑战。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4-61583-5

4. 城市贫困人口的疫苗接种:中低收入国家的挑战和战略

本文发表于Human Vaccines& Immunotherapeutics,主要讨论了中低收入国家城市贫困人口在疫苗接种方面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城市贫困人口疫苗接种覆盖率存在的较大差异主要源于如下三大挑战:第一,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和季节性迁移现象使得医疗工作者难以准确追踪未完成免疫接种的儿童;第二,许多贫困居民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工作时间不灵活,使他们无法抽时间接种疫苗;第三,城市的文化和信仰多样性导致不同背景的人对疫苗的接受度存在差异。

为解决如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三项策略。首先,发挥社区参与在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与社区领袖的合作,可以有效提升公众对疫苗接种的认知和参与度;其次,采用灵活的接种安排,例如在市场、教堂等人群聚集的非传统地点设立接种点,提供周末服务,开设“疫苗快车”服务等;最后,建立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的疫苗接种服务体系,比如提供灵活的接种时间、创新漏种者追踪机制等,从而确保所有人都能够获得疫苗接种服务。

https://doi.org/10.1080/21645515.2023.2295977

5. 轮状病毒疫苗接种对肯尼亚中部全因和轮状病毒特异性胃肠炎和毒株分布的长期影响:一项为期11年的间断时间序列分析

本研究发表于Vaccine。肯尼亚于2014年7月将单价轮状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该疫苗在婴儿6周和10周时口服接种。本研究评估了疫苗对全因和轮状病毒特异性胃肠炎(AGE)住院率的长期影响,并报告肯尼亚轮状病毒毒株流行情况的变化。

研究基于基安布县教学和转诊医院在2009年至2020年期间对小于5岁的儿童进行了为期11年的医院AGE监测,从监测结果中得出了全因和轮状病毒特异性AGE以及毒株分布的数据。通过ELISA检测A组轮状病毒,并进行基因分型。研究比较了疫苗接种前(2009-2014)、早期(2014-2016)和后期(2019-2020)不同阶段全因和轮状病毒相关AGE住院率及毒株分布的变化趋势。

疫苗接种前期,轮状病毒特异性AGE检出率为27.5%;接种早期为13.8%;接种后期为12.0%。这表明在疫苗接种早期,轮状病毒特异性AGE减少了49.8%,接种后期减少了53.4%。在全因AGE住院率方面,早期和后期分别下降了40.2%和75.3%。在疫苗接种后期,G3P[8]毒株成为优势毒株,取代了疫苗接种前和早期的主导毒株G1P[8],同时还检测到G3P[6]和G12P[6]等不常见毒株。

研究表明,轮状病毒疫苗接种显著降低了全因和轮状病毒特异性AGE住院率,为肯尼亚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在常规免疫中持续使用轮状病毒疫苗。然而,疫苗接种后期优势毒株及AGE年龄分布的变化强调了持续监测的必要性,以评估可能由疫苗引起的选择性压力,这可能会影响疫苗的长期有效性。

https://doi.org/10.1016/j.vaccine.2024.126210

6. 美国HPV疫苗在私人、公共和替代场所接种的趋势和相关因素

本研究发表于Vaccine。总统癌症专门小组(The President’s Cancer Panel)的目标之一是通过扩大在公共卫生机构、学校、药房等替代场所接种疫苗的渠道,以最大化HPV疫苗的接种覆盖率。

在现况调查分析中,研究利用2014年至2020年的全国青少年免疫调查数据(N = 74,645),分析私人、公共及替代接种场所的HPV疫苗接种率变化及相关因素。通过计算年百分比变化(APC)来估算各接种场所的接种率,并使用调整社会人口学因素的多项逻辑回归模型比较公共卫生机构及替代场所与私人医疗机构的接种概率。

研究发现,在2014至2018年期间,使用私人医疗机构接种疫苗的年增长率为5%(APC = 5.3; 95% CI: 3.4, 7.1),而在2018至2020年期间则接近7%(APC = 6.7; 95% CI: 1.4, 12.3)。调整后的多项逻辑回归分析显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青少年在公共卫生设施接种疫苗的概率是私人医疗机构的近两倍(aOR = 1.82, 95% CI: 1.60, 2.08),而没有医生推荐的青少年在公共卫生设施接种疫苗的概率较低(aOR = 1.75, 95% CI: 1.44, 2.12)。此外,白人青少年在公共卫生设施接种HPV疫苗的概率较黑人青少年低33%(aOR = 0.67, 95% CI: 0.57, 0.78)。

研究表明,种族、贫困水平等社会人口学因素,以及是否收到医生的HPV疫苗推荐会影响在私人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设施和替代场所接种疫苗的选择。这些信息对于加强HPV疫苗接种的替代场所,帮助弱势群体提高疫苗可及性具有重要意义。

https://doi.org/10.1016/j.vaccine.2024.06.004

其他周报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