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xLab周报第92期

研究进展

1. 2017-2024 年上海市 9~45 岁女性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接种情况分析

本文发表于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旨在评估2017—2024年上海市9~45岁女性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的接种情况,为优化本地免疫策略提供实证依据。研究通过上海市疫苗综合管理和预防接种信息系统,收集2017-2024年上海市预防接种单位每月逐级报告的各类型HPV疫苗接种剂次数,估算首剂接种率和全程接种比例,并分析上海市适龄女性在不同年龄组、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类型疫苗中HPV疫苗接种率。

研究显示,2017-2024年上海女性共接种HPV疫苗581.94万剂次,其中九价HPV疫苗接种358.54万剂次,占比达61.61%。总体接种剂次逐年增长,在2024年略有回落。分年龄看,接种剂次最多为20~24岁人群(占22.05%)。9~14、15~19、20~24及40~45岁组女性更倾向选择九价HPV疫苗,而25~39岁女性则偏好四价HPV疫苗。2023与2024年各年龄组选择九价HPV疫苗的比例显著上升。全市9~45岁适龄女性HPV疫苗估算首剂接种率为36.96%,全程接种比例达93.58%。其中,9~14岁女性的估算首剂接种率(14.10%)和全程接种比例在所有年龄组均最低(85.77%);20~24岁女性估算首剂接种率最高(88.64%),25~29岁女性全程接种比例最高(94.15%)。此外,市区女性的估算首剂接种率与全程接种比例(分别为57.39%与94.11%)均高于郊区女性。

研究提示,尽管上海女性HPV疫苗接种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全球高收入国家仍存在差距,尤其在<20岁女性中疫苗接种覆盖水平仍显不足。

原文

DOI: 10.3760/cma.j.cn112338-20250319-00176

2. 大肠杆菌表达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馨可宁®9)与佳达修®9在中国18–26岁女性中的免疫原性比较:一项随机临床试验的三年随访数据

本文发表于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旨在比较首剂接种三年后,国产大肠杆菌表达的九价HPV疫苗(馨可宁®9)与进口九价疫苗(佳达修®9)在中国18–26岁女性中的平台期抗体水平。

前期研究(NCT04782895)已证实,18-26岁中国女性在完成全程免疫后第7个月(3针免疫后第1个月)时,馨可宁9所诱导的型别特异性免疫应答非劣效于佳达修9。本研究为一项基于中国开展的随机单盲试验的前瞻性扩展部分(NCT06197802),邀请基础研究中所有受试者参与随访。

在首剂接种后第三年(中位随访时间34个月)采集血液样本,并使用三色假病毒中和试验检测血清特异性中和抗体。主要终点为几何平均浓度(GMCs),分析人群限定为:完成三剂次接种、无重大方案偏离、基线时对应型别血清中和抗体阴性且在第三年提供有效血清样本的受试者。设定非劣效性标准为GMC比值(馨可宁9/佳达修9)的双侧95%置信区间(CI)下限大于0.5。

在基础研究纳入的487名受试者中,82.8%(403名)完成三年随访。馨可宁9组(n=200)和佳达修9组(n=203)首剂接种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2.2岁和22.1岁。所有九种HPV型别中,GMC比值范围为0.78(95% CI:0.64–0.95)至1.91(95% CI:1.54–2.37),其95% CI下限分布于0.64至1.54,均高于预设的非劣效界值0.5。此外,两组均表现出持续且相近的血清阳性率:馨可宁9组为84.7%-100.0%,佳达修9组为86.2%-100.0%。值得注意的是,观察期内两组均呈现一致的抗体衰减趋势。

研究表明,馨可宁9在中国18–26岁女性中诱导的HPV型别特异性抗体应答,在接种后三年时的平台期应答水平非劣效于佳达修9,提示其具备可比的长期免疫保护潜力。

原文

https://doi.org/10.1016/j.lanwpc.2025.101671

3. 儿童肺炎球菌结合疫苗的有效性、免疫原性与安全性: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

本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ediatrics,旨在评估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对0–2岁儿童肺炎发病率、免疫原性与安全性的影响。研究纳入截至2024年6月19日发表的随机对照试验,纳入干预组接种PCV,对照组接种安慰剂,且研究对象为0~2岁儿童的研究,结局指标包括肺炎发病率、疫苗血清型特异性免疫应答水平以及不良反应事件情况。

最终共纳入11项研究,涵盖147,247名受试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PCV接种组儿童肺炎发病风险显著低于对照组(RR=0.78,95% CI: 0.70–0.87,P<0.001)。在免疫原性方面,PCV接种后血清型6B、9V、14、18C、19F及23F的IgG抗体几何平均比值(GMR)均显著升高,分别为22.16(95% CI:3.73–131.47;P < 0.001)、15.18(95% CI:1.48–155.27;P = 0.02)、12.50(95% CI:1.76–88.98;P = 0.01)、20.20(95% CI:1.47–276.72;P = 0.04)、15.43(95% CI:1.14–209.15;P = 0.04)及13.74(95% CI:2.42–78.01;P = 0.003);而血清型1、4、5的抗体水平未达统计学意义提升。安全性方面,所纳入研究对不良事件的报告缺乏一致性,绝大多数研究显示局部与短暂全身反应较为常见,个别研究报告了哮喘等潜在严重不良事件,但整体未发现普遍存在的严重安全隐患。

研究表明,PCV可有效降低儿童肺炎发病风险,并在多个关键血清型中诱导较强特异性免疫应答,现有证据支持其纳入儿童常规免疫规划。建议未来研究进一步延长随访时间、拓展人群代表性,采用标准化不良事件报告方法,并持续监测血清型替代及耐药性演变趋势。

原文

https://doi.org/10.3389/fped.2025.1652946

4. 早产儿的疫苗接种策略:种类与时机选择

本文发表于Seminars in Fetal and Neonatal Medicine,系统探讨了早产儿疫苗接种的安全性、有效性及时机选择。研究整合德国、美国及世界卫生组织(WHO)相关指南,旨在为这一免疫脆弱群体建立基于证据的免疫防护策略。

研究发现,轮状病毒疫苗在早产儿中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并可有效预防重症胃肠炎,然而临床调查显示住院期间其接种率仅30%,提示需加强院内接种流程的系统化管理。多价联合疫苗(如白喉-破伤风-百日咳-脊髓灰质炎-b型流感嗜血杆菌-乙型肝炎六联疫苗)建议采用”3+1″剂次方案,极早产儿在首剂接种后需接受至少48小时生命体征监测。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全程接种后可在早产儿中诱导与足月儿相当的免疫保护,脑膜炎球菌B型与C型疫苗亦展现出良好耐受性。对于麻疹-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及水痘等减毒活疫苗,建议在婴儿满9月龄后接种;流感疫苗推荐自6月龄起接种,而COVID-19疫苗则限于合并慢性疾病的早产儿使用。

研究指出,早产儿免疫系统具有其独特性:母体抗体经胎盘转移不足、T细胞功能受限(如干扰素-γ分泌减少)、B细胞抗体多样性降低及肠道微生物群发育延迟,均可导致其疫苗免疫应答强度低于足月儿。未来研究方向将聚焦于开发新型佐剂、优化母体免疫策略、探索mRNA疫苗技术平台的应用及通过微生物群靶向调节提升免疫效果。

现有证据强调,早产儿应严格按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医疗卫生系统需通过规范接种流程、完善随访体系及加强家庭健康教育,为此类高危婴儿构建有效的免疫保护屏障。

原文

https://doi.org/10.1016/j.siny.2025.101670

5. 出生顺序与流感疫苗接种:中国初育与再育父母接种行为与意向的比较研究

本文发表于Expert Review of Vaccines,旨在探讨子女出生顺序对中国0-6岁儿童父母流感疫苗接种行为与意向的影响,识别导致接种差异的关键因素,并为制定减少健康不平等的针对性策略提供依据。

研究于2024年7月至8月在中国开展全国性横断面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共3569名0-6岁儿童父母完成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犹豫影响因素矩阵(WHO-DVH Matrix)设计的问卷。研究运用对数回归分析年龄与疫苗犹豫/接种率之间的关系,采用随机森林算法识别关键预测因子,并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检验影响因素。

结果发现,在受访者中,初育父母占66.9%,再育父母占33.1%。在40月龄前,首胎子女的接种率显著低于次胎子女(64.9% vs. 71.7%,p = 0.022);而在49月龄前,初育父母的疫苗犹豫比例高于再育父母(58.6% vs. 49.9%,p < 0.001)。不过,这些差异在孩子满三岁后逐渐减弱。研究进一步揭示,”历史事件影响”是初育父母疫苗接种意愿的首要预测因素,而”接种作为社会规范”对再育父母的预测效力最强。初育父母的其他重要预测变量包括对卫生系统的信任与个人体验、接种作为社会规范以及疫苗供应的可靠性;再育父母则还受到制药企业形象和疫苗供应可靠性的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接种作为社会规范”和”疫苗供应的可靠性”是两类父母群体共有的关键预测因子。此外,再育父母更倾向于将接种疫苗视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而部分初育父母则认为“接种不是自己的责任”。

研究指出,初育父母其子女流感疫苗接种率更低、犹豫程度更高,尤其在子女三岁以前,该现象受到社会规范和疫苗信心的显著影响。研究建议,应采取基于出生顺序的差异化免疫促进策略,从而提升儿童流感疫苗接种的公平性与覆盖率。

原文

https://doi.org/10.1080/14760584.2025.2576235

编译整理:朱姿颐 邓天怡

审核校对:李周蓉 刘子祺

排版编辑:李睿彤

其他周报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