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xLab周报第98期

1. 数字信息干预促进流感疫苗接种的有效性评估:一项中国集群随机试验

本文由侯志远、郝利新等发表于 npj Digital Medicine,旨在评估基于行为科学理论设计的数字化信息推送(nudges)干预对中国6–35月龄儿童流感疫苗接种率的提升效果。研究于2024–2025流感季在中国杭州市开展,采用务实性、六臂集群随机对照试验。

研究将3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经济发展水平分层后,随机分配至6个组:标准信息组、收益框架-统计证据组、收益框架-叙事证据组、损失框架-统计证据组、损失框架-叙事证据组,以及无信息对照组,最终共纳入2011名符合条件的儿童家长。干预信息由社区医生通过微信群推送,信息设计上比较了“信息框架(收益型 vs. 损失型)”与“证据类型(统计型 vs. 叙事型)”的独立与联合效应。主要结局为干预后5个月内儿童与家长的实际流感疫苗接种情况,数据来自官方免疫规划信息系统。

结果显示,在儿童接种方面,损失框架结合叙事证据的干预效果最为显著且持久,其接种率(24.0%)显著高于对照组(9.4%),调整后风险比为2.50(95%CI:1.27–4.94),且该效果在5个月随访期内持续存在;损失框架结合统计证据仅在干预后第1个月内有效(接种率16.9%,RR=2.73; 95% CI: 1.50–4.99),但效果随时间迅速衰减。标准信息、收益框架结合统计或叙事证据的干预均未显著提升儿童接种率。分层分析显示,损失框架结合叙事证据在多数人口学分组中均显著有效,在高经济水平地区效果尤为突出(RR=5.56)。该干预对家长自身接种行为的影响有限,仅在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的家长中观察到轻微提升。时序分析进一步证实,损失框架结合叙事证据能显著且持续地促使家长更早为孩子接种流感疫苗,其促接种效果在整个5个月的流感季内均保持显著。

研究指出,损失框架、情境化的叙事证据比统计证据更能触发情绪共鸣与风险感知,持续影响接种行为,符合前景理论与叙事沉浸理论的行为机制预期。研究证实,通过微信平台推送基于损失框架和叙事化证据的数字化行为干预在儿童流感疫苗接种中具有可行性与可扩展性。

原文

https://doi.org/10.1038/s41746-025-02137-5

2. 通过联合接种优化免疫策略:上海地区13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13)与轮状病毒疫苗同时接种的安全性与成本分析

本文由王伟炳等发表于Vaccine,旨在评估在中国上海地区对2岁以下婴幼儿同时接种PCV13与轮状病毒疫苗的安全性与经济影响,为简化免疫程序、提高接种效率提供循证依据。研究聚焦于2岁以下婴幼儿,并在上海市区与郊区诊所开展。通过监测接种当日及后续7天的不良事件来评估联合接种的安全性。经济评价则采用社会视角,纳入直接医疗成本、直接非医疗成本及间接成本,分别计算单剂次接种和完成全程免疫的成本。分析方法包括成本最小化分析和预算影响分析,并辅以敏感性分析以确保结果稳健。

安全性分析结果显示,单独接种PCV13、单独接种轮状病毒疫苗及两苗同时接种的系统性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4.82%、4.35%和4.11%,三组间无统计学显著差异。经济评价表明,联合接种具有成本效益:与当前的分开接种程序相比,同时接种1剂、2剂和3剂可分别使总成本降低2.29%、2.20%和1.07%。成本节约主要体现在直接非医疗成本和间接成本上,潜在节省比例可超过40%。

研究表明,与PCV13和轮状病毒疫苗分开接种相比,同时接种能够优化免疫规划中的资源配置,通过减少就诊次数降低家庭负担,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这一策略对于提升人口密集城市地区免疫规划的效率与可持续性具有重要价值。

原文

https://doi.org/10.1016/j.vaccine.2025.127880

3. 优化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1+1”免疫程序:当前全球形势下的关键考量

本文发表于Vaccine,系统探讨在全球公共卫生资源趋紧的背景下,如何优化5岁以下婴幼儿PCV “1+1”接种程序,即基础免疫和加强针各1剂次。文章基于现有研究证据,评估如何在覆盖率不足或群体免疫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接种时机,提高婴幼儿个体保护并兼顾群体免疫效果。

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更新立场文件,建议在已建立良好群体免疫并能实现高加强剂覆盖率的国家采用“1+1”接种程序。英国自2020年起实施该程序,监测数据未显示突破性感染增加;越南的随机试验也表明,在完成大规模补种后,“1+1”程序对疫苗血清型携带的保护效果不劣于传统三剂程序。

研究显示,婴儿对PCV的免疫应答随年龄增长而增强,这一现象在PCV13中更为明显。在早期与百白破疫苗首剂同时接种时,PCV10-GSK的免疫应答优于PCV13;但若将PCV首剂推迟至14周龄接种,PCV13的免疫表现显著改善。这表明延迟首剂接种(尤其是PCV13)可能提升个体保护,但也会延长接种前的风险暴露期。

在加强免疫方面,延长两剂接种间隔可显著提升免疫应答水平,并有助于诱导更强的群体免疫。然而,加强接种前的早期婴儿阶段仍是肺炎球菌疾病的高危窗口期。大多数研究评估的加强剂接种时间为9月龄或12月龄,结果显示其对降低携带率、诱导群体免疫具有积极作用。部分探索性研究提示,更早的加强接种(如6月龄)也可能有效,值得进一步验证。随着PCV10-SII等成本更低的新型疫苗出现,其在“1+1”接种程序对中低收入国家更具吸引力,但仍需收集更多数据以确定最佳接种时间。在全球免疫融资面临压力的背景下,科学设计并实施该程序,对维持肺炎球菌疫苗接种的既有成果至关重要。

综上,优化“1+1”程序需综合考虑本地流行病学、疫苗特性与覆盖能力,在个体保护与群体免疫之间寻求最佳平衡,并加强相关疫苗在简化程序中的证据生成。

原文

https://doi.org/10.1016/j.vaccine.2025.128021

4. 中低收入国家疫苗与药品主动安全监测体系的系统综述

本文发表于Drug Safety,旨在系统梳理并评价中低收入国家(LMICs)中疫苗与药品主动安全监测体系的现状、关键特征及面临的挑战,以识别现有监测模式的优势与局限性,为强化相关国家的药品安全监测能力提供循证基础。研究遵循PRISMA-ScR指南,系统检索后对纳入文献进行叙事性综合,并根据监测体系的特征进行分类。

该综述纳入423篇符合标准的文献,覆盖96个LMICs。文献数量排名前列的国家包括印度(96篇)、中国(57篇)、巴西(30篇)、伊朗(26篇)、埃塞俄比亚(21篇)、印度尼西亚(20篇)、乌干达(18篇)、肯尼亚(17篇)和加纳(16篇);其中约半数(211篇,49.9%)聚焦疫苗主动监测。

在监测方法上,主动监测主要依赖于前瞻性队列研究,而回顾性队列研究和妊娠暴露登记的应用则相对较少。在技术实施层面,127篇文献使用移动技术或电子化平台进行随访、在线数据采集和/或不良事件报告。对监测体系特性的分析显示:仅约15%的疫苗监测体系展现出灵活纳入新疫苗或药物的能力,34%的体系报告存在多部门协作或公私合作,而涉及跨国合作的体系仅10%。当前体系普遍存在样本量较小、可持续性不足、监测灵活性有限、人员配置面临挑战,以及标准化病例定义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不足等挑战。

研究表明,尽管LMICs在主动安全监测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但整体监测能力仍不均衡且脆弱。未来需通过采用统一的数字化工具收集和管理安全数据,促进记录和报告的一致性,并加强跨国合作。

原文

https://doi.org/10.1007/s40264-025-01625-7

5. 13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预防老年人肺炎球菌性下呼吸道感染就医的有效性评估:一项病例对照研究

本文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旨在基于真实世界数据评估13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13)在老年人和高危人群中预防肺炎球菌性下呼吸道感染(LRTI)的有效性(VE),为中低收入国家制定老年人群免疫策略提供实证依据。研究采用病例对照设计,数据来自一所大学附属三级医院2014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的诊疗记录。研究纳入所有年龄在60岁及以上、因下呼吸道感染就医的成年人。病例组定义为经微生物培养确诊的肺炎球菌性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对照组为根据ICD-10编码识别且未检测到肺炎链球菌的其他下呼吸道感染患者。通过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的PCV13接种情况,采用逻辑回归模型估计疫苗有效性。

在纳入分析的825名患者中,39例(4.7%)曾接种PCV13,786例(95.3%)未接种。结果显示,PCV13对肺炎球菌性下呼吸道感染的粗疫苗有效性为71.9%(95% CI:27.3–89.1),调整后疫苗有效性为73.3%(95% CI:9.0–92.1)。与未接种疫苗的肺炎球菌感染患者相比,接种PCV13的患者在入院时需机械通气的比例更低。疫苗有效性在≥75岁人群与<75岁人群中表现相当。敏感性分析显示,将对照组限定为非肺炎球菌性细菌感染所致下呼吸道感染患者时,粗疫苗有效性升至76.1%(95% CI:34.3–91.3)。

研究表明,PCV13在真实世界环境中能有效预防老年人因肺炎球菌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就医,降低重症风险。同时证实了其在中低收入国家老年人群中的公共卫生价值,为推动该群体肺炎球菌疫苗接种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原文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5-24784-0

编译整理:朱姿颐 邓天怡 

审核校对:李周蓉 刘子祺

排版编辑:李睿彤

其他周报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