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xLab周报第97期

研究进展

1. 2023–2024年上海市社区卫生工作者流感疫苗接种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发表于Human Vaccines & Immunotherapeutics,旨在探讨2023至2024年流感季上海市社区卫生工作者的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实证依据。研究为一项横断面调查,在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4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通过问卷收集2023-2024流感季医务人员的疫苗接种情况以及接种或未接种的原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疫苗接种率的潜在因素。

结果发现,在1781名受访的社区卫生工作者中,335人(接种率:18.81%,95% CI:17.04-20.72)在2023-2024年流感季接种了流感疫苗。从职业来看:护士的接种率最高(32.08%,95% CI:20.30–46.45),其次是公共卫生工作者(26.78%,95% CI:23.40–30.45),临床医生的接种率最低(11.64%,95% CI:9.21–14.59)(P  < 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影响接种率的因素包括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类别和家庭月收入(P  <0 .05)。未接种疫苗者报告的主要原因如下:担心疫苗副作用(临床医生 32.60%,技术人员 35.60%);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无需接种(公共卫生工作者 32.30%,辅助人员 37.70%);对于护士群体而言,认为疫苗无效或不值得投入接种成本的比例与担心副作用的比例相当(均为 30.00%)。

研究指出,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卫生工作者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处于较低水平,且不同职业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提升这一关键人群的接种率必须采取针对性健康教育(例如,消除对疫苗安全性的误解并强调流感健康风险)与结构性政策干预措施(例如,提供全额接种补贴)有机结合。

原文

https://doi.org/10.1080/21645515.2025.2588025

2. 孕期接种流感与百日咳疫苗对新生儿及婴儿死亡率的影响:一项基于概率关联的队列研究

本文发表于Human Vaccines & Immunotherapeutics,旨在评估孕期接种流感疫苗和百日咳疫苗与婴儿全因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为孕产期免疫策略的安全性及健康效益提供重要证据。研究基于2015年至2017年间澳大利亚三个地区的关联健康数据,构建了一个概率链接的母婴队列。疫苗接种记录来自区域免疫数据库,死亡信息整合自围产期数据库和死亡登记系统。研究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以疫苗接种为时变暴露因素,并经过治疗逆概率加权,以计算调整后的风险比(aHR)。

研究共纳入252,924名母亲和277,979名活产婴儿。其中,产前仅暴露于流感疫苗的婴儿为8,288名(3.0%),仅暴露于百日咳疫苗的婴儿为88,011名(31.7%),67,036名(24.1%)婴儿同时暴露于两种疫苗。研究期间共有741例婴儿死亡(粗死亡率为2.67‰)。通过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发现,与未接种疫苗的孕妇所产婴儿相比,孕期单独接种流感疫苗 (aHR:0.66, 95%CI 0.43-0.99)或百日咳疫苗( aHR:0.69,95%CI 0.54-0.87)均与婴儿全因死亡风险显著降低相关 。若同时接种两种疫苗,保护效果更为显著,可使婴儿死亡风险降低42%(aHR:0.58;95%CI 0.44-0.77)。该保护作用主要体现在早期新生儿阶段(0–7天)死亡风险的下降。研究未发现流感或百日咳疫苗接种与晚期新生儿(8-28天)及婴儿期(29-365天)死亡率未观察到显著关联。

研究表明,孕期接种流感疫苗和百日咳疫苗不仅安全,还能显著降低婴儿早期死亡风险。研究结论为临床医务人员向孕妇提供疫苗接种咨询提供了充分的真实世界证据支持。

原文

https://doi.org/10.1080/21645515.2025.2587307

3. 中国无锡市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疫苗接种情况:一项回顾性数据分析

本文发表于 Human Vaccines & Immunotherapeutics,旨在系统评估中国无锡市6岁以下先天性心脏病(CHD)儿童的疾病谱特征、免疫规划疫苗及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覆盖率,并分析其接种后不良事件(AEFI)发生情况。研究基于无锡市区域健康信息平台,纳入2022-2023年间 4267 名 CHD患儿数据,国家免疫规划(NIP)与五种非免疫规划疫苗(non-NIP:EV71、PCV13、Hib 、流感疫苗和轮状病毒疫苗)接种信息来源于江苏省疫苗接种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不良事件数据来自国家疫苗接种管理信息系统。

研究显示,CHD患儿中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和动脉导管未闭是最常见类型。在NIP疫苗方面,1岁内完成国家免疫程序首剂接种的比例为 81.91%–90.34%,低于健康儿童水平(超过 95%),且部分疫苗(如麻腮风 MMR、流脑、乙脑疫苗)存在不同程度的延迟接种现象。与 NIP 相比,non-NIP 疫苗整体接种率显著偏低,仅为 11.30%–37.78%;其中EV71疫苗、PCV13、Hib 疫苗和轮状病毒疫苗的接种率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而流感疫苗接种相对集中于 4–5 岁儿童,提示家长与医疗机构对不同疫苗的风险认知与接种行为存在差异。

安全性分析显示,CHD患儿 总体 AEFI发生率为7.86 例/万,其中一般反应为 6.90 例/万,异常反应为 0.96 例/万。研究期间未报告严重疫苗不良反应,CHD 儿童的异常反应发生率与普通儿童人群无显著差异,而一般反应略高,绝大多数 AEFI 表现为短暂的局部红肿、疼痛或轻微发热,无需特殊处理即可恢复。

研究指出,无锡地区 CHD 儿童总体 NIP 接种情况较好,但存在全程接种率下降、部分疫苗延迟接种以及 non-NIP 疫苗覆盖率偏低等问题,导致该人群对疫苗可预防疾病缺乏足够的免疫保护。研究证实常规疫苗接种对大多数CHD 患儿是安全的,未因基础疾病导致风险显著升高。有必要建立针对CHD患儿的主动监测系统,为优化该特殊人群免疫策略提供循证依据。

原文

https://doi.org/10.1080/21645515.2025.2592428

4. 混合聊天机器人促进老年人肺炎球菌疫苗接种的效果评估:一项随机临床试验

本文发表于JAMA Network Open,旨在评估一种混合式聊天机器人(结合规则推送与自然语言处理实时问答功能)在提升65岁及以上老年人肺炎球菌疫苗(PV)接种率方面的有效性。研究于2023年5月至2024年11月期间在中国香港地区开展,采用部分盲法、平行分组随机对照试验设计,通过随机电话抽样招募374名从未接种过肺炎球菌疫苗、具备智能手机和WhatsApp使用能力,并能够以粤语进行交流的老年参与者。

参与者被随机分配至两组:干预组接受基于“行为改变阶段模型”的定制化推送及实时问答混合聊天机器人干预,对照组则接受由聊天机器人推送标准在线视频信息的常规干预。两组干预均在基线、第1、2、3个月分别实施。主要结局为第12个月时经研究团队验证的肺炎球菌疫苗接种情况。

结果显示,意向治疗分析表明,干预组的疫苗接种率显著高于对照组(29.4% vs 18.7%,P=0.01),相对风险为1.57,绝对风险差为11%,每增加一名接种者所需干预人数为9.4。干预组在12个月时的行为改变阶段评分也显著高于对照组(平均得分:2.2 ± 1.3 vs 1.9 ± 1.1,P=0.02),且干预完成率更高(79.7% vs 57.8%)。在干预组中,聊天机器人根据参与者所处行为阶段(前意向、意向、准备或行动阶段)动态推送适配内容,并借助自然语言处理实时问答用户关于疫苗风险、获益、费用与接种流程等问题。该组共有70名参与者提出164个问题,互动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研究指出,相较于仅推送标准化信息的常规干预,融合阶段匹配内容与即时问答的混合式聊天机器人能有效提升老年人对肺炎球菌疫苗的认知水平、自我效能及行动规划能力,从而有效提升接种率。

原文

https://doi.org/10.1001/jamanetworkopen.2025.35813

5. 育龄女性HPV疫苗接种犹豫与宫颈癌早期筛查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研究

本文发表于Enfermería Clínica,采用描述性与相关性研究设计,旨在探讨土耳其育龄女性人群中HPV 疫苗接种犹豫与其对宫颈癌早筛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于 2023 年 5 月至 10 月期间,通过在线滚雪球抽样方式招募了 1240 名育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包含一般人口学信息、宫颈癌早筛态度量表以及基于 WHO“3Cs 模型”(信心、自满、便利性)构建的疫苗接种犹豫与原因表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参与者平均年龄为 20.66±2.38 岁。不同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居住地类型的女性在HPV疫苗接种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其中吸烟与HPV疫苗接种态度关联最为显著(P=0.001)。在疫苗信息获取渠道方面,朋友推荐(38.4%)与互联网媒体(31.1%)占比最高。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4.7%)表示不知道疫苗接种地点,25%的受访者认为完成多剂次接种具有挑战。在安全性顾虑方面,担心疫苗不安全(51.4%)、不孕风险(28.2%)及过敏反应(19.7%)为主要因素。对疫苗必要性及其防癌作用的信念能显著影响其接种态度与犹豫程度(P<0.001)。

研究认为,为有效降低 HPV 疫苗犹豫,需构建可及、可信的信息获取渠道,强化医务人员在疫苗接种倡导中的专业作用,并依托青年群体常用的数字媒体平台开展精准科普推送。最后,应从政策层面系统应对结构性障碍,包括改善疫苗可及性、降低疫苗费用、优化接种点布局、澄清对安全性的误解等。

原文

https://doi.org/10.1016/j.enfcle.2025.502363

编译整理:朱姿颐 邓天怡

审核校对:李周蓉 刘子祺

排版编辑:李睿彤

其他周报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