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xLab周报第74期

研究进展

二价人乳头瘤病毒(2v HPV)疫苗接种的间接免疫效应评估:一项观察性队列研究

本文发表于BMC Medicine,采用观察性队列研究设计,评估了荷兰国家免疫规划中二价人乳头瘤病毒(2vHPV)疫苗接种项目在实施8-13年后,对未接种女性人群的间接保护效果。研究基于两项队列研究*(HAVANA队列与HAVANA-2队列),采用双重回归分析方法评估HPV疫苗接种的间接保护效应。

首先,基于泊松回归模型,通过比较HAVANA-2队列(2017-2022年)与HAVANA队列(2010/2011-2015/2016年)中疫苗相关型别与非交叉保护型别的发病率比(IRR),将间接效应定义为(1-IRR比值);其次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以疫苗相关型别感染为终点事件,在调整时变社会人口学变量后,计算队列间风险比(HR),间接效应表示为(1-HR)。

结果显示,相较于HAVANA队列,HAVANA-2队列中HPV16感染率显著下降。泊松回归分析表明,HPV16感染率下降了70.9%(95% CI:48.3–83.7%);Cox回归结果显示下降73.1%(95% CI:53.3–84.5%)。此外,HPV45感染率显著下降,间接保护效应分别为67.3%(95% CI:8.8–88.3%)和69.8%(95% CI:15.2–89.3%)。尽管HPV18、31与33也呈下降趋势,但其估算值未达统计学显著性。联合型别分析表明,HPV16/18的间接保护效应为62.4%(95% CI: 42.6–75.4%),HPV31/33/45为41.7%(95% CI: 9.4–62.4%)。敏感性分析结果稳健。

研究指出,即使在疫苗覆盖率相对较低(约为54%)的背景下,2vHPV疫苗接种仍可通过群体免疫显著降低未接种女性中高危型HPV(特别是HPV16和45型)感染风险。

*HAVANA队列:2010–2016年随访,纳入661名出生于1993/1994年的未接种女性,对应2009年3剂次接种政策时期; HAVANA-2队列: 2017–2022年随访,纳入927名出生于2001年的未接种女性,对应2014年实施的二剂次接种政策时期。

https://doi.org/10.1186/s12916-025-04155-2

易感住院患者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接种现状及住院期间接种可行性评估

本文发表于Vaccine,采用横断面观察性研究设计,系统评估了西班牙某二级公立医院内科住院患者的肺炎球菌疫苗接种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探索其住院期间实施补种的可行性。研究纳入388名内科住院患者,通过病历回顾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依据2022年安达卢西亚疫苗接种指南*判定接种指征,对符合条件的住院患者实施补种。

结果显示,330例(85.7%)患者符合肺炎球菌疫苗接种指征,但仅180例(54.4%)曾接种过PCV疫苗,276例(83.6%)有指征但完成规范接种。通过实施院内补种,192例(49.7%)患者成功完成PCV13疫苗接种。不同基础疾病患者的接种率存在显著差异: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接种率最高(59.4%),其次为糖尿病患者(57.5%),肿瘤患者(50.9%)和慢性肝病患者(26.7%)接种率相对较低。多因素分析发现,女性患者(OR=1.74,95%CI: 1.13–2.68)以及有COVID-19感染史的患者(OR=3.50,95%CI: 1.36–9.01)未接种风险显著增高。

研究表明,住院患者(尤其老年共病患者)存在严重肺炎球菌疫苗接种不足问题。这类群体符合接种指征,但接种率偏低。研究发现住院期间开展系统筛查并实施补种可显著提升高风险人群接种覆盖率,可成为公共卫生干预的重要窗口。

*2022年安达卢西亚疫苗接种指南:该指南由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卫生与家庭部(Consejería de Salud y Familias)制定,是基于西班牙国家免疫计划框架下的区域性实施细则。

https://doi.org/10.1016/j.vaccine.2025.127364

日本妇产科医生对HPV疫苗接种的态度与行为调查:一项九年随访研究

本文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采用重复横断面研究设计,系统追踪了日本妇产科医生在HPV疫苗政策调整前后的态度及实际接种行为变化。自2013年起,日本因未经证实的疫苗安全性担忧暂停了HPV疫苗的主动推荐,直到2022年5月才重新启动。该研究为系列调查的第五轮,首次评估了政策恢复后的专业人群反应。

研究于2024年1月向大阪大学附属医院的632名妇产科医生发放问卷,回收348份(应答率55.1%)。结果显示,98.3% (337/343) 受访者支持政府恢复疫苗推荐,98.2% (336/342) 认同青少年常规接种的必要性,74.4% (258/347)支持在宫颈癌筛查中引入HPV检测。政策转变带来了明显的行为变化——近九成医生表示其女儿已接种或计划接种HPV疫苗。在暂停推荐期间,63.6%(35/55)的医生依然坚持为其女儿完成接种,且该比例随着时间推移呈显著增长(p=0.017)。

本次调查中,符合政府“免费补种计划”条件的医师子女接种率达71.4%。然而,研究也提示经济障碍可能影响疫苗接种的延续性。在补种计划结束后,需自费5–10万日元(约330–660美元)进行接种。此外,在男孩HPV疫苗接种方面,医生群体呈现出较高的认同但相对保守的行为实践。76.9%的医生支持男孩常规接种,该比例较前一轮调查显著上升(p<0.001)。在拥有12-16岁儿子的医生中,仅12.5%(4/32)报告其子已完成接种;在所有拥有12岁以上儿子的医生中,该比例为5.9%(7/119)。值得注意的是,该群体未来接种意愿已明显上升,56.0%的医生表示计划为其16岁以下的儿子接种疫苗。

研究显示,多数受访医生已完成或计划为其女儿接种疫苗,部分医生亦已开始为其子接种。研究建议,进一步鼓励其他科别的医生带头为其子女接种,将有助于在更广泛的专业社群中树立榜样,进而推动HPV疫苗在日本实现更全面的覆盖。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5-02980-2

学校干预措施对法国青少年HPV疫苗相关知信行的影响:基于PrevHPV试验的二次分析结果

本文发表于Vaccine,采用集群随机对照试验设计,评估了不同学校干预措施对提升法国青少年HPV疫苗知识、态度及行为的效果。研究通过不完全析因设计,将91个法国城市的2758名13-14岁青少年随机分配至6种干预组合,系统比较了校内教育、免费校内接种、全科医生培训3项干预措施的独立及联合效应。研究通过线上问卷开展基线调查及随访。

结果显示,校内教育干预可显著提升知识水平,并增强接种积极性。基于此项干预,青少年认为“接种益处大于风险”的比例提高60%(OR=1.6, 95%CI:1.2-2.0),认识到“降低病毒传播重要性”的比例增加50%(OR=1.5, 95%CI:1.1-2.1)。同时,该组青少年与朋友讨论HPV疫苗的概率提升80%(OR=1.8, 95%CI:1.2-2.6)。免费校内接种显著提高了接种可及性认知。青少年知晓朋友接种状态的概率增加(OR=3.1, 95%CI:2.2-4.2),认为接种便利的比例提高2.2倍(95%CI:1.5-3.2)。全科医生培训虽使青少年获取HPV疫苗信息的便利性认知有所提升,但降低了其与亲友讨论疫苗的便利性感知(OR=0.76, 95%CI:0.61-0.96)。此外,多语言家庭背景的青少年在干预后报告“获取疫苗信息困难”的比例增加50%(95%CI: 0.2-0.9)。

研究指出,校内教育干预有效提高了青少年对HPV疫苗的认知与积极态度,校内免费接种则显著降低了疫苗获取感知障碍,而全科医生培训作用相对有限。研究建议,在未来推广HPV疫苗项目时,应优先考虑校内教育,推行校内接种服务,并开发针对多语言家庭的文化适应性教育材料。

https://doi.org/10.1016/j.vaccine.2025.127344

在亚太地区中低收入国家开展疫苗研究的机遇与挑战:来自亚太疫苗研究网络的观点

本文发表于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系统总结了亚太疫苗研究网络(The Asia–Pacific Vaccine Research Network, APVRN)*2023年研讨会形成的共识性结论。中低收入国家(LMICs)在疫苗研究领域面临许多挑战,包括疫苗研究能力和资金缺口、有限的研发能力和监管障碍。

文章指出,亚太地区的疫苗研究生态系统差异巨大。例如,泰国和菲律宾等国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建立了强有力的研究框架,但老挝和蒙古等其他国家受限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短缺。各国研究基础设施参差不齐,一些国家拥有先进的实验室能力和数据系统,而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则由于未能达到国际标准而依赖外部合作伙伴。此外,公共卫生系统强大的国家会整合研究计划,而系统资源不足的国家则往往依赖私人或外部资金,从而影响试验的可持续性。

文章认为,为应对上述挑战,一是将学习型卫生系统方法制度化并为其提供资源以制定政策和计划,从而改善卫生成果。二是通过投资疫苗生产研发、学术机构的能力建设以及通过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技术转让,加快疫苗研发。三是使当地监管框架与世卫组织标准保持一致,以简化审批流程,实现跨境试验。四是建立区域监管中心,以加快审批速度并确保一致性。此外,可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共同投资于可扩展的技术。

未来,该研究网络将继续发挥“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北北协同”的多元参与模式,进一步推动区域内疫苗和免疫接种领域的科研协作。

*亚太疫苗研究网络成立于 2023 年,创始成员来自该地区八个国家( 澳大利亚、斐济、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蒙古、泰国、菲律宾和越南),旨在通过其活动促进循证免疫政策的制定,提高疫苗接种率,造福亚太地区人口的健康和福祉。

https://doi.org/10.1016/j.lanwpc.2025.101559


编译整理:朱姿颐 邓天怡

审核校对:李周蓉 刘子祺

排版编辑:刘子祺

其他周报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