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xLab周报第78期

研究进展

1. 中低收入国家疫苗安全主动监测体系的建设挑战与实施路径——基于DCVMN创新实践的分析

本文发表于Vaccine,聚焦于中低收入国家(LMICs)实施疫苗安全主动监测(Active Vaccine Safety Surveillance, AVSS)的现实挑战与可行路径。新冠疫情期间,新型疫苗的大规模部署暴露出传统被动监测体系在信号识别时效性与敏感性方面的局限性,凸显建立AVSS体系在完善疫苗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的关键作用。为此,发展中国家疫苗制造商网络(DCVMN)创新性启动了“从实践中学习(Learning-by-Doing)”项目,分四阶段开展宣传动员、需求评估、方案设计研讨会(协议起草)与专家审查,系统性提升新兴市场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MAHs)的主动监测能力建设。

根据多利益相关方调研与实施经验,研究识别出四类主要挑战:一是数据可获得性:实时、高质量的安全数据获取依赖国家药监机构(NRA)与企业间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二是监管协调性,研究方案设计需提前与NRA及免疫规划机构达成共识,确保方案符合本国法规要求;三是组织协同效率:需建立跨部门协作(研发、注册、药物警戒)协作框架;四是数据基础薄弱,缺乏本地人群背景发病率数据与可操作指南,导致样本量估算与方法选择面临困难。尽管面临预算、技术、法规等多重限制,参与企业通过该项目显著提升了AVSS协议设计能力,为将主动监测要求系统纳入风险管理计划(RMP)奠定了基础。

研究强调,AVSS不仅能在早期识别预认证阶段未发现的安全信号,还能强化被动监测,是疫苗安全监管体系的重要补充。未来建议LMICs疫苗制造商应在疫苗研发早期规划AVSS,与NRAs协同制定本土化建设方案,培养跨学科团队,并将AVSS纳入质量管理体系,以促进实现的全球疫苗公平与安全监测目标。

https://doi.org/10.1016/j.vaccine.2025.126727

2. AS01佐剂疫苗(带状疱疹疫苗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与痴呆症风险降低的关联性研究

本文发表于npj Vaccines,基于美国TriNetX电子健康数据库开展了一项大规模回顾性队列研究,系统评估含AS01佐剂的带状疱疹疫苗(Shingrix)和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疫苗(Arexvy)与痴呆症风险之间的关联。研究共纳入436,788名60岁及以上成人,比较单独或联合接种AS01佐剂疫苗与同期仅接种流感疫苗人群在18个月内的痴呆症发病风险差异。

结果显示,与流感疫苗接种组相比,单独接种RSV(Arexvy)疫苗组痴呆风险下降29%(RMTL(限制性平均生存时间损失比值)=0.71,95% CI: 0.61–0.83),Shingrix接种组风险下降18%(RMTL=0.82,95% CI: 0.74–0.91),联合接种组则下降37%(RMTL=0.63,95% CI: 0.55–0.72)。研究通过设立阳性对照(带状疱疹发病率)与阴性对照(与痴呆无关的急性疼痛就诊率)验证结果稳健性,且性别对主要结局无显著调节作用。

研究指出,AS01佐剂(含单磷酸脂A和QS-21)可能通过以下途径发挥神经保护作用:(1)增强先天免疫应答;(2)诱导干扰素-γ(IFN-γ)表达,调节神经炎症反应;(3)减少β淀粉样蛋白沉积,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两种AS01佐剂疫苗在痴呆预防效果上无统计学差异,提示AS01佐剂本身可能具有独立于抗原的神经保护作用。

研究首次通过比较含AS01佐剂疫苗与非佐剂疫苗,证实AS01佐剂成分可能通过免疫调节机制降低痴呆发生风险,提示未来应深入探索疫苗佐剂在神经退行性疾病预防中的保护潜力。

*限制性平均生存时间损失比值(RMTL Ratio)是生存分析中的一种效应量指标,用于量化两组人群在特定时间范围内的生存时间差异。

https://doi.org/10.1038/s41541-025-01172-3

3. 社会认知与社会影响视角下“三明治一代”疫苗接种决策困境的实证研究

本文发表于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以社会认知理论与社会影响理论为框架,实证分析了中国“三明治一代”(指需同时承担子女抚养与父母赡养双重责任的中年群体)在疫苗接种决策中的心理机制与行为模式。研究聚焦于该群体为自身、子女及父母三类接种对象做出决策时的认知差异,并探讨了权威服从(compliance)与社会从众(conformity)两类社会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通过线上平台收集590份问卷(有效样本545份),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服从与从众两类社会影响在接种意愿形成中的作用。

结果显示,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及信任度的认知是接种意愿的核心预测因子。在较高服从压力下,“三明治一代”群体更倾向于优先为自己和父母接种,而对子女接种意愿相对较低;而从众行为会削弱该群体自我效能感对三类接种决策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调节效应存在文化边界性,在强调集体主义的“紧密型社会”中更为显著。

研究建议,针对“三明治一代”的疫苗接种干预策略应在强化疫苗知识普及的同时,识别并减缓社会影响带来的负面干扰。尤其应关注在多代家庭决策中,社会规范与他人观点如何塑造其风险感知与选择偏好。本研究为理解家庭单位内的疫苗接种行为及推广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通过优化沟通策略与社会支持机制,提升其疫苗接种率。

https://doi.org/10.1177/13591053251346381

4. HPV疫苗接种项目全球实施障碍的系统综述:知识缺口与对策分析

本文发表于Vaccines,基于PRISMA指南进行系统回顾,旨在识别全球范围内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接种的主要障碍,重点关注知识缺口,并分析高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在疫苗项目实施中的异同。研究纳入近十年内来的8项原始研究(涵盖北美、非洲及大洋洲地区),包括观察性研究与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对象为基层医务人员、卫生工作者及目标接种人群。

结果显示,HPV疫苗接种的主要障碍呈现多维度特征:公众与医务人员普遍存在的对HPV疫苗认知不足是首要障碍,其他障碍还包括宗教与文化因素、农村及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疫苗可及性不足、经济制约以及政府支持力度不足。政治层面,接种政策缺乏和政府优先级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覆盖不平等的问题。在中低收入国家,供应链脆弱、冷链系统不完善和卫生系统能力有限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制约疫苗覆盖率提高。此外,各国接种意愿受性别规范、健康素养、社区信任水平及医疗建议的综合影响。有研究表明,提升医务人员疫苗的知识水平及推荐意愿,有助于促进目标人群接种意愿及接种率的提高。

研究建议应从三个层面推进接种覆盖率提升:(1)加强健康教育与文化适应性宣传,特别针对边缘化人群(如农村地区)开展精准干预;(2)加强基层卫生人员培训与推荐能力,激活一线医务人员推动力;(3)通过政府主导与国际合作强化疫苗供应链与卫生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将HPV疫苗纳入宫颈癌防控与初级保健服务体系,是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消除宫颈癌”全球目标的关键路径。

https://doi.org/10.3390/vaccines13050460

5. 中低收入国家免疫接种激励措施的有效性与非预期效应:基于范围综述的证据整合与分析

本文发表于BMJ Global Health,系统回顾并比较2000–2024年间中低收入国家免疫接种激励措施的实施效果,并分析其非预期影响与实施挑战。研究采用范围综述法,共纳入来自19个国家/地区的40项研究,其中31项采用随机对照试验(n=17)或准实验设计(n=14)系统评估了干预效果,主要结局指标为免疫接种率变化。

研究表明,金钱激励措施特别是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如完成接种后可获得现金奖励的措施)在短期内可有效提升儿童免疫接种率,而非金钱激励如食物补助和话费充值也显示出一定的积极效果。然而,不同激励形式与地区背景下的干预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但普遍呈积极趋势。研究发现激励措施可能产生若干非预期效应,首先,存在”内在动机挤出效应”,即激励措施终止后部分群体的接种意愿下降5%~11%。其次,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支付预期固化现象,导致社区对持续奖励产生依赖。此外,不当的激励设计还可能削弱志愿服务体系,甚至影响公众对卫生系统的信任度。

结论指出,激励措施可作为中低收入国家短期免疫接种率提升工具,但其效果受实施环境与方案设计显著影响,且存在非预期效应(包括但不限于动机挤出等负面效应)。未来项目设计应:(1)与社区共同参与制定;(2)考量当地可接受的非货币替代方案;(3)纳入维持内在动机的策略;(4)建立非预期效应监测系统,确保可持续实施。

*条件现金转移(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CCT)是一种基于行为契约的社会干预手段,其通过设定可验证的合规条件(如预防保健利用、教育参与等),向目标群体提供定向现金转移,以实现人力资本积累与贫困代际阻断的双重目标。

https://doi.org/10.1136/bmjgh-2025-019662

编译整理:朱姿颐 邓天怡

审核校对:李周蓉 刘子祺

排版编辑:李睿彤

其他周报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