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xLab周报第63期

研究进展

01

大肠杆菌表达的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 16/18型)对 18-45 岁女性的长期保护效力:一项为期 9 年的随访研究

本文由乔友林等发表于Infectious Medicine,旨在评估大肠杆菌表达的HPV-16/18二价疫苗(商品名:馨可宁Cecolin)在18-45岁女性中的长期保护效力。本研究基于该疫苗的III期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试验(NCT01735006),于2022年9月在初始研究的五个地点之一的河南省新密市开展。所有参与初始研究的健康非妊娠参与者均被邀请参加。研究评估了在18-45岁中国女性接种该疫苗后72个月的疫苗对HPV感染的持久免疫保护效力(VE),中位随访期为5.5年。

本研究使用了基线数据和 2022 年队列随访结果,排除了中期随访的病例。 用于分析疫苗长期保护效力的数据集分为意向治疗集(ITT)、修正意向治疗集(mITT)和 基线HPV DNA 阳性分析集。ITT 集的定义是至少接种一剂疫苗并在 2022 年完成有效随访的受试者,该集保留了随机化分组的原则,反应了疫苗在真实世界中的实际保护效力;mITT 集在ITT集的基础上,基线(第0天)HPV DNA检测为阳性的受试者。该集用于评估疫苗在未感染目标HPV型别人群中的保护效力,以减少基线感染状态对结果的干扰。基线HPV DNA 阳性分析集包括基线时检测出任何HPV型别阳性的受试者。该集用于分析疫苗对已感染人群的保护效力,或评估基线感染状态对疫苗效力的潜在影响。

研究召回1123名受试者,其中实验组558人,对照组565人,平均年龄分别为30.80±7.33岁和30.64±7.51岁。基线(接种前)数据显示,13.09%的受试者感染至少一种HPV型别。随访9年后,整体HPV感染率上升至16.65%,HPV-16和-18的感染率分别为1.25%和2.45%。在意向治疗(ITT)分析中,疫苗对HPV-16、HPV-18及HPV-16/18的保护效力分别为83.12%(95% CI: 24.20–98.17)、100.00%(95% CI: −10.50–100.00)和87.34%(95% CI: 46.17–98.59)。修正意向治疗(mITT)分析显示,疫苗对HPV-16、HPV-18及HPV-16/18的保护效力分别为82.90%(95% CI: 23.20–98.14)、100.00%(95% CI: −10.71–100.00)和87.36%(95% CI: 46.20–98.59)。

研究结果显示,大肠杆菌表达的HPV-16/18二价疫苗在接种后至少9年内能够持续提供对HPV-16和HPV-18感染的高效保护。疫苗的保护效力未见显著衰减,且对HPV-18的保护效力达到100%。此外,研究还评估了该疫苗对其他高危HPV型别(如HPV-31、HPV-33、HPV-45)的交叉保护效力,但未观察到统计学上显著的保护作用。

本研究是首个对大肠杆菌表达的HPV-16/18二价疫苗进行9年长期随访的研究,为该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提供了关键证据,研究支持其在女性健康管理中的广泛应用。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评估疫苗对HPV相关癌前病变和宫颈癌的长期保护作用,并优化疫苗接种策略,以提高人群免疫覆盖率,助力实现宫颈癌消除目标。

https://doi.org/10.1016/j.imj.2025.100164

02

父母的疫苗接种偏好与儿童实际免疫接种行为的关联:一项基于中国上海的纵向研究

本研究由黄卓英、孙晓东等发表于BMC Public Health,旨在探讨中国家长对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偏好,并分析这些偏好是否会影响儿童的实际接种行为,从而为国家免疫规划的优化提供参考。

研究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基于2017年上海市一项调查,将家长在孩子3月龄及以下时填写的疫苗接种偏好调查结果与2020年儿童的实际免疫接种记录进行匹配分析。通过潜类别分析(LCA),将469名家长的疫苗接种偏好分为四类:公立诊所支持者(20%)、谨慎决策者(45%)、便利优先者(19%)以及倾向减少联合接种者(16%)。研究进一步采用逻辑回归模型评估家长偏好类别与儿童疫苗接种模式之间的关联。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家长的疫苗接种偏好存在差异显著,但其偏好类别与儿童的实际接种模式之间无统计学关联。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经济因素对接种行为的影响:本地户籍儿童接种联合疫苗的可能性高于非本地农村户籍儿童(OR=0.34, 95% CI = 0.17–0.71)。同时,家长存在“疫苗犹豫”(对疫苗安全性或必要性持怀疑态度)时,其子女进口疫苗接种率显著降低76%(OR = 0.24, 95% CI: 0.10–0.59)。总体来看,91%的儿童至少接种一剂进口疫苗,66%的儿童接种了联合疫苗(如五联疫苗),且6月龄前平均完成7次接种,反映出上海家庭对新疫苗和优化接种方案的较高接受度。

研究表明,尽管家长对疫苗接种程序存在一定顾虑,但这并未显著影响儿童的实际接种行为,可能与家长对医生建议的高度依从性有关。同时,研究揭示了户籍和收入水平对疫苗可及性的影响,农村非本地户籍家庭面临更高的经济和信息壁垒。研究建议,政策制定者应提供针对性的接种补贴,加强疫苗科普宣传,并推广减少针次的联合疫苗,以降低接种负担,提高全国疫苗覆盖率。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25-22253-x

03

HPV 疫苗接种的社会经济差异:基于天津市(2018-2023年)疫苗接种数据的多变量分析

本文由孙轩等发表于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基于2018年至2023年天津市津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HPV疫苗接种数据,通过社会人口学特征分析及疫苗选择关键影响因素的分层logistics回归分析,系统评估了HPV疫苗接种的公平性问题。

研究共纳入33,002名接种者,平均年龄33岁,年龄分层分析显示,接种率最高的群体为33–38岁(29.6%)和39–44岁(21.9%)女性,而9–14岁适龄群体的接种率不足1%。接种者中87.3%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而本科以下学历的比例仅占12.7%(χ² = 6048.89, p < 0.001)。城乡分布存在显著差异,99.7%的接种者居住在城市,而农村地区仅占0.3%(χ² = 76.79, p < 0.001)。社会经济因素对疫苗类型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城市职业人群(OR = 1.577, 95% CI: 1.16–2.142)和月收入超过5000元的个体(OR = 1.958, 95% CI: 0.26–3.527)更倾向于接种九价疫苗。

研究结果表明,HPV疫苗接种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城市居民更有可能接种HPV疫苗,而高风险人群(如年轻女性及农村居民)的接种率显著偏低。这一现象与“逆向护理法则”(Hart’s Inverse Care Law)*相符,揭示了公共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为实现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2030年HPV疫苗90%覆盖率的目标,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在学校层面实施强制性疫苗接种政策,以提高9–14岁群体的覆盖率;(2)将农村地区HPV疫苗接种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以降低经济障碍;(3)加快国产九价疫苗的研发,并通过基于需求的补贴政策提高疫苗可及性。研究为优化HPV疫苗接种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对推动疫苗公平可及性及实现宫颈癌防控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逆向护理法则(Hart’s Inverse Care Law)指出,医疗资源的分配与人群的实际需求呈反比关系,即医疗资源更多流向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健康状况较好的人群,而真正需要医疗服务的弱势群体却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持。这一法则揭示了医疗资源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尤其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表现显著。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25.1428267

04

疫苗接种、公共卫生和健康传播:应对全球挑战的关联网络

本文发表于Vaccines,系统探讨了疫苗接种在当代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多维关联性,重点分析其在特定人群接种、疫苗犹豫的复杂决定因素、数字化传播以及公共卫生应对策略中的作用。研究结合文献计量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通过对29篇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提取了146个标准化关键词,并利用VOSviewer软件构建关键词共现网络,计算节点中心性与模块化聚类指标,以揭示疫苗接种主题的网络结构和发展趋势。

研究结果显示,疫苗接种是网络分析中的核心节点,围绕其开展的三个主要主题包括特定人群接种、数字传播与信息管理、疫苗犹豫及应对策略。研究表明,针对老年人、儿童、孕妇和弱势群体制定个性化接种政策,有助于提升疫苗覆盖率和公平性。同时,灵活调整接种方案以适应不同人群需求,有助于优化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此外,数字传播在疫苗推广中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其能提升健康信息的传播效率,另一方面,也能加剧虚假信息的扩散,进而影响公众接种决策。研究指出,精准传播策略、科学信息管理以及医护人员在疫苗沟通中的作用是改善疫苗接受度的关键因素。

疫苗犹豫仍然是全球疫苗推广的主要障碍,其影响因素包括长期存在的疫苗安全性担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以及公众对医疗体系信任度下降。研究强调,通过强化医护人员培训、精准信息传播和公众教育活动,可有效减少疫苗犹豫,提高接种率。进一步分析表明,利用大数据和个性化传播策略,不仅能优化疫苗推广,还可减少抗菌药物滥用,从而降低耐药性风险。在全球健康体系中,数字技术的整合可实现疫苗接种的实时监测,提高管理效率,增强公共卫生系统的韧性。

研究强调,数字健康技术为疫苗接种体系的优化提供了新机遇。通过实时数据监测、人工智能分析和精准传播策略,可显著提升疫苗管理效率,并提高公众对疫苗接种的信任。然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伦理和隐私保护方面的挑战,需要建立透明、公正的数据共享机制。此外,疫苗推广的成功需要政府、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多方协作,以确保疫苗公平分配,缩小健康差距,并推动全球疫苗接种目标的实现。

https://doi.org/10.3390/vaccines13030245

政策动态

甘肃推进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补助

甘肃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2025年10件为民实事实施方案》,明确将为全省10万名适龄女童提供HPV疫苗补助接种服务。符合条件的对象无HPV疫苗接种史且无接种禁忌的具有甘肃学籍或户籍初一、初二女童(2011年9月1日至2013年9月1日出生),每人可享受2剂次接种补贴,补贴标准180元/人。

(来源:甘肃妇女网)

编译整理:朱姿颐 邓天怡

审核校对:李周蓉 刘子祺

编辑排版:刘子祺

其他周报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