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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xLab周报第48期

研究进展

1. 广州人乳头瘤病毒中和抗体的综合评估:不同HPV疫苗的比较研究

本文发表于Vaccines,旨在评估二价国产HPV疫苗Cecolin与三种进口HPV疫苗(二价、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免疫原性差异,填补关于不同HPV疫苗在区域性人群中产生的体液免疫反应的研究空白。

研究招募了352名参与者。其中包括87名9-14岁女童,在接种了两剂国产二价HPV疫苗(Cecolin)前后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第0天、第14天和第28天;第二阶段,第0天、第14天和第28天,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间隔6个月)的6个时间点进行随访,收集血清样本。研究还招募了265名年龄在15-45 岁之间、已接种过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女性志愿者,入组时采集1次血清样本。研究采用通过假病毒中和抗体检测法(PBNA)对进行抗体评估。

研究对489份血清样本进行评估,其中对照组(未接种HPV疫苗)50份,接种Cecolin的238份(87名女孩224份样本,14份成人)、Cervarix的21份、Gardasil 4的17份和Gardasil 9的163份。参与者接种最后一剂HPV疫苗距离研究的时间间隔长短排序为 Cecolin 2<Gardasil 9<Cervarix 2<Gardasil 4。

结果显示,在9-14岁女童接种疫苗组,接种第二剂疫苗后针对HPV16/18的中和抗体转化率为100%;该组接种者也检测到针对HPV31(15.4%)和HPV33(32.7%)的血清阳转率。研究同时还将接种了三剂Cecolin的15-45岁女性样本与9-14岁女童样本组成一个亚组观察总免疫原性,结果显示HPV16/18/6/11型的抗体滴度始终保持在高水平。除Gardasil 4组外,其他所有接种组别针对HPV16/HPV18的血清阳转率均接近100%。Cecolin针对HPV16/18型的血清阳转率显著高于四价和九价疫苗组(p<0.001)。

研究团队认为,中国国产的HPV疫苗Cecolin具有很强的免疫原性,有望在发展中国家为女性大规模接种以预防宫颈癌。

https://doi.org/10.3390/vaccines12111286

2. 接续奋斗、勇毅前行,推动中国免疫规划高质量发展

本文回顾了中国免疫规划自实施45年来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在制度建设、疫苗可预防疾病控制以及促进社会健康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与有效经验,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建议。

自1978年全面实施计划免疫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预防接种服务体系,已涵盖14种疫苗,可预防15种传染病,大幅降低了乙型肝炎、麻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传染病的发病率,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的目标。通过实施儿童免疫规划,我国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免疫规划针对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大降低,人均期望寿命提高。此外,免疫规划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尤为突出,相关研究显示,考虑到人的生命统计价值之后的预防接种投资回报率高达52.2:1。

我国免疫规划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法制化、服务体系建设、信息化支持和多部门协作四个方面。《疫苗管理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为免疫规划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健全的冷链系统和遍布全国的接种单位确保了疫苗的安全高效接种;信息化建设,尤其是疫苗全程电子追溯制度的实施,也在提高疫苗管理精准度和服务质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多部门的协作机制确保了各项工作协调推进,提升了免疫规划的整体管理水平。这些措施相辅相成,有力推动了免疫规划的高质量发展,保障了公共健康。

然而,免疫规划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升预防接种服务能力、继续完善免疫规划信息化建设,并加强监测、评价和研究工作。未来,免疫规划的目标是实现适龄儿童接种率的长期高水平覆盖,并逐步为全人群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免疫服务,进一步增强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创新服务模式,从而更好地防控疫苗可预防疾病,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https://doi.org/10.19914/j.CJVI.2024082

3. 多队列HPV疫苗接种对30岁以下妇女宫颈癌的影响: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获得的经验教训

本文已被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接收。丹麦和挪威于2009年启动了针对12岁女孩的HPV疫苗接种计划,瑞典则从2012年开始为10-12岁女孩提供学校接种。此外,丹麦和瑞典同步实施了多年龄段的补种计划,而挪威的补种计划2016年启动。

本研究旨在评估不同HPV疫苗接种策略对宫颈癌发病率的影响,重点比较多年龄段接种与单一年龄段接种策略在25-29岁女性中的效果。这一年龄段是HPV疫苗接种效果最早显现的群体,也是宫颈癌高发的年轻年龄段。研究收集了2000-2022年间挪威、瑞典和丹麦的宫颈癌发病率数据(2022年的数据来自各国癌症登记系统),并采用连接点回归分析(Joinpoint Regression)评估发病率的变化趋势,计算各阶段的年度百分比变化(APC)。

分析显示,三国的宫颈癌发病率均出现从上升到下降的拐点。瑞典自2017年起发病率显著下降(APC=-10%),丹麦则在2018年出现更为陡峭的下降(APC=-33%)。相较之下,挪威年轻女性的发病率直到2021年才开始下降,尽管幅度较大,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APC=-26%)。这种差异与多年龄段接种策略的覆盖率高度相关:丹麦早期多年龄段接种覆盖率为78%-85%,瑞典仅为2%-24%,而挪威的补种计划实施较晚,影响显现滞后。

研究结果表明,多年龄段的HPV疫苗接种策略相较于单一年龄段接种,能够更早显现降低宫颈癌发病率的效果。这一发现为尚未实施HPV国家免疫计划的国家提供了重要参考。扩大疫苗接种覆盖范围,尤其针对多个性行为初始年龄段以下的人群实施接种,可有效加速宫颈癌的消除进程。

https://doi.org/10.1093/infdis/jiae584

4. 中国11678名9-17岁女儿母亲的HPV疾病认知、疫苗可及性和社交媒体信息暴露对HPV疫苗接种率的影响:一项横断面研究

本文发表于BMC Medicine,旨在探讨中国深圳地区11,678名9至17岁女孩的母亲对女儿HPV疫苗接种的接受情况及其决定因素。研究采用横断面在线调查的方法,通过多层次逻辑回归分析,考察了个体和人际层面的相关因素。

结果显示,41.1%的母亲接种了至少一剂HPV疫苗,拒绝为女儿接种HPV疫苗的母亲占比为43.3%。在个体层面,高学历、高收入,以及有HPV感染或相关疾病史的母亲更可能接种HPV疫苗;在人际层面,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他人关于HPV疫苗接种的推荐及对HPV疫苗信息真实性的仔细考虑,也与更高的接种率相关。拒绝为女儿接种HPV疫苗的参与者(AOR:0.82,95%CI:0.76,0.89)的疫苗接种率较低。在个人层面上,认为接种9价疫苗困难(AOR:1.06,95%CI:1.04,1.08)和对疫苗相关宣传材料满意(AOR:1.50,95%CI:1.46,1.54)与疫苗接种率较高有关。在人际因素方面,更频繁地在社交媒体上接触他人关于HPV疫苗接种的推荐(AOR:1.19,95%CI:1.14,1.25)以及对信息真实性的深思熟虑(AOR:1.11,95%CI:1.07,1.16)与更高的HPV疫苗接种率相关

结论指出,应通过改善健康宣传材料、解决九价疫苗获取困难、以及利用社交媒体推广等策略,提高母亲对HPV疫苗的接受度,从而促进母女群体的疫苗接种率。

https://doi.org/10.1186/s12916-024-03538-1

5. 2020 – 2022年上海市老年人流感重复接种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文发表于Human Vaccines & Immunotherapeutics,旨在研究2020年至2022年上海老年人群反复接种流感疫苗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由于流感病毒变异的可能性很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流感疫苗接种引起的抗体水平会迅速下降,因此有必要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

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方法,收集徐汇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流感疫苗接种和不良反应数据,通过多项逻辑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接种率的因素。结果显示,2020年至2022年期间,上海注册老年人群的流感疫苗平均接种率为4.1%,呈逐年下降趋势。然而,重复接种率从2020年的28.35%上升至2021年的63.53%和2022年的64.38%。促进重复接种的因素包括:通过社区卫生中心管理、上海户籍、高龄老年人(70岁及以上)。研究还表明,重复接种流感疫苗不会增加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结论指出,尽管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偏低,反复接种率有所提高。建议通过免费接种或医保报销政策、加强健康教育和宣传活动,提高老年人群体的流感疫苗接种率。

https://doi.org/10.1080/21645515.2024.2364480

资料支持:朱克忞

编译整理:金斯琪 刘子祺

审核校对:张馨予

排版编辑:刘子祺

其他周报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