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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xLab周报第36期


政策动态

1. 国家卫健委回应: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2024年7月9日,国家卫健委就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推动适龄女孩免费接种HPV疫苗的建议作出了回应。答复指出,接种HPV疫苗可以有效降低宫颈癌及其前期病变的发生率。自2023年1月,国家通过发布《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等文件,鼓励地方推动适龄女孩的HPV疫苗接种试点。

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广东、海南、重庆、西藏等10个省份和郑州、成都、鄂尔多斯、石家庄等城市,已通过财政补助、医保报销等方式,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国产二价HPV疫苗。国家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多种途径,以支持资源有限地区的适龄女孩接种HPV疫苗。2024年,将在四川凉山州和云南丽江市开展试点项目,为适龄女孩提供免费的HPV疫苗接种服务。

答复表示,未来是否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将结合需求及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可及性等方面,经过严格论证后再作决定。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614264

研究进展

2. 中国如何实现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消除宫颈癌的目标?

本评述文章由赵方辉教授、郎景和教授、乔友林教授和朱兰教授联合在BMJ上发表。文章回顾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宫颈癌预防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卫生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在全国层面实现消除宫颈癌的目标仍面临巨大的挑战。文章从扩大HPV疫苗接种、应用新技术、采用适当的筛查策略等扩大宫颈癌筛查覆盖、优化筛查与治疗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作者建议,中国要想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宫颈癌筛查和消除目标,需要坚定的政治意愿,同时必须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并确保符合条件的适龄女性能够平等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其中,最有效的措施是将HPV疫苗接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鼓励发达地区在宫颈癌筛查的资源分配和资金筹措方面进行创新,并为资源匮乏地区提供更多的中央财政支持。

作者指出,在过渡期可采用单剂次疫苗接种或延长时间间隔的筛查,但需要更多的科学证据评估利弊得失,建立循证决策的高效机制至关重要。此外,需通过强有力的政策,简化评估流程、优化系统,加快审评审批,促进技术突破,提升中国控制宫颈癌的能力。此外,消除宫颈癌目标的实现需要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https://doi.org/10.1136/bmj-2023-078641

3. 消除北京学校流感疫苗接种障碍的实施策略

本研究发表于Implement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s。北京市各学校的流感疫苗接种率较低且不同学校之间差异显著。为改善学校流感疫苗接种计划(SLIV)的实施情况,本研究针对包括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学校医生、班主任和家长在内的相关利益方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并基于CFIR-ERIC*匹配工具,识别了SLIV实施中的障碍和促进因素。

结果显示,SLIV实施的促进因素包括便捷的接种渠道、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权威机构的自上而下的指导、以及将SLIV纳入学校日常工作流程。主要障碍则为家长对疫苗的误解、疫苗供应和接种日期协调不力,及缺乏计划和接种信息。针对这些障碍,文章提出了数项系统、学校和消费层面的实施策略,包括制定详细的实施蓝图、培训学校的实施者、加强与学生和家长的互动等。

研究表明,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可以改善北京市SLIV的实施效果。继续支持这些干预措施,将有助于提高流感疫苗的覆盖率并减少流感的传播。

https://doi.org/10.1186/s43058-023-00501-8

4. 轮状病毒免疫接种对低收入国家的益处和影响

本评论发表于Lancet Global Health。免疫接种对减少轮状病毒引起的胃肠炎至关重要。尽管已有100个国家引入轮状病毒疫苗,但仍有许多国家未普及,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已将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的国家,轮状病毒胃肠炎的发病率均有下降。

轮状病毒减毒活疫苗被认为是最能提供良好保护,尽管其保护水平无法达到100%。疫苗在不同经济条件下的效果有所不同,低收入国家的保护水平较低,可能与病毒接触率高、卫生设施恶劣相关。疫苗的有效性最好在80%-90%,然而在低收入国家,即便保护作用在50%-60%,如与卫生条件的改善相结合,仍可以产生客观的健康价值。此外,过往的证据显示,轮状病毒疫苗效力和有效性降低的另一个因素是与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同时接种,这导致接种者对轮状病毒疫苗的免疫反应减弱。

作者也指出,在已实施轮状病毒疫苗常规免疫接种的地区,没有出现过轮状病毒逃逸变种,也没有出现过占主导地位的毒株或血清型。尽管未来出现新的血清型和变异株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在疫苗接种15年后,疫苗效果在同源和异源轮状病毒中依然良好。对疫苗效力较低地区进行病毒监测和基因鉴定至关重要。

https://doi.org/10.1016/S2214-109X(24)00326-7

5. COVID-19 和流感疫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孕妇国家队列中的接种情况

本文发表于自然杂志子刊npj vaccines,研究了COVID-19大流行期间孕妇的COVID-19和流感疫苗接种率及其差异,旨在为疫苗接种干预提供依据。研究使用了英格兰的牛津-皇家全科医师研究和监测中心数据库以及威尔士的安全匿名信息链接数据库的数据,通过回顾性分析孕妇的疫苗接种情况,评估了COVID-19和流感疫苗的接种率及其相关因素。

本研究分析了133,300名符合COVID-19疫苗接种资格的孕妇和178,690名符合2020/21或2021/22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资格的孕妇的接种情况,其中133,140名孕妇同时符合这两种疫苗的接种资格。研究发现至少接种一剂流感疫苗和至少接种一剂COVID-19疫苗的接种率分别为41.8%和40.2%。进一步分析发现,有57,970名孕妇(43.6%)未接种任何疫苗,27,350名孕妇(20.5%)接种了两种疫苗,26,190名孕妇(19.7%)仅接种了COVID-19疫苗,21,630名孕妇(16.2%)仅接种了流感疫苗。孕妇的疫苗接种率在不同族裔、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黑人孕妇接种两种疫苗的可能性最低,混血及其他族裔的接种率也低于白人或亚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孕妇接种率显著低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孕妇,而农村地区的孕妇接种率高于城市地区。

本研究揭示了疫情期间孕妇的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接种率普遍偏低,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和少数族裔群体中。研究强调了针对这些群体进行定向干预的重要性,并呼吁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公共机构采取措施,减少疫苗犹豫,提升孕妇的疫苗接种率。

https://doi.org/10.1038/s41541-024-00934-9

6. 信心与障碍:对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加拿大儿童常规疫苗接种及时性相关因素的分析

本研究发表于Vaccine,旨在了解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影响加拿大儿童常规疫苗接种时间的因素。特别关注大流行造成的疫苗接种障碍及其对接种及时性的影响,从而为疫苗接种项目制定措施以弥补全球疫苗接种率下降的影响。

研究于2023年1月开展了一项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在线调查,调查对象为2036名有18岁以下子女的加拿大家长。采用COM-B行为模型分析影响大流行期间疫苗接种时间的因素,评估了家长的疫苗认知能力(通过对疫苗知识的理解和决策困难度衡量)和疫苗信心(用于评估动机)。此外,还通过家长自我报告的疫苗接种障碍来评估机会因素。

研究发现,24%的家长报告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曾错过或推迟子女的常规疫苗接种。然而,大多数家长表示已经赶上或计划近期赶上疫苗接种。在不存在机会障碍的情况下,家长对疫苗的信心与0至4岁儿童的及时性呈显著正相关(aOR = 1.81, 95% CI: 1.14–2.84)。然而,一旦出现一个或多个机会障碍,特别是诊所关闭和预约困难等问题,这种相关性就不再显著。这表明,长期存在的障碍以及与大流行相关的新障碍是实现加拿大疫苗覆盖目标的重大挑战。

研究表明,COVID-19大流行期间,机会障碍显著影响了加拿大儿童的常规疫苗接种率,尤其是导致接种延误和家长对疫苗信心下降。消除这些障碍对于恢复和提高疫苗接种率至关重要。 

https://doi.org/10.1016/j.vaccine.2024.126236

名词解释

CFIR-ERIC* 

CFIR(Consolidated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Research,整合实施研究框架):CFIR是一个包含干预方案的特征、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个体特征、实施过程5个主要维度的39个构成要素的实施因素整合框架。通过对实施过程进行形成性评估,CFIR能帮助研究者明确研究实施项目的复杂性,阐明与实施相关的影响因素,为干预的实施提供帮助。

ERIC(Expert 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ing Change,实施变革的专家建议):ERIC项目制定了实施战略汇编,旨在标准化报告和评估。

COM-B行为模型

COM-B是行为改变轮(Behaviour Change Wheel, BCW)的核心,BCW是设计行为改变干预措施的工具包,是干预发展的起点,由Susan Michie等人于2011年提出。COM-B 模型包括能力、机会、动机和行为这四个部分,COM-B认为行为是能力、机会和动机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了发生行为改变,执行行为的一种或多种能力(身体和心理)、机会(身体和社会)和执行所需行为的动机(反思性和自动性)之间应该存在相互作用。

编译整理:金斯琪 刘子祺

审核校对:张馨予

排版编辑:刘子祺

其他周报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