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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xLab周报第35期

研究进展

1. 双方视角:理解促进中国非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决策的有效干预措施

本研究由复旦大学应晓华团队发表于Human Vaccines & Immunotherapeutics,旨在探讨在中国非免疫规划疫苗(自愿自费接种)接种决策的复杂性,以及如何通过医护人员和受种者双方间有效沟通来促进疫苗接种。研究整合了医护人员和受种者的观点,以识别促进疫苗接种的策略及其作用机制。

从2023年7月至12月,研究在中国五个省份对17名护理人员和12名预防接种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参与者分享了他们在非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方面的经验和决策过程。基于行为改变轮模型(Behaviour Change Wheel)*的分析,确定了13种行为改变技术,其中反馈、监测和环境重构是最常见的干预措施。

研究发现,医护人员和受种者的协同参与大大提高了非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从“推动”策略的角度,基础设施建设、医护人员培训、管理与接种服务上的灵活性(如数字化预防接种预约、周末接种服务等)、系统提醒与跟进等可以确保维持疫苗接种的硬件设施和后勤支持。从“拉动”策略的角度,加强医护人员对受种者的健康教育、社区参与或社媒应用、关联情感和文化因素(受种者自身或熟人的经历)等,可以为受种者提供有效激励和信息,加强他们的接种需求。此外,有效的干预策略通常是一种或多种干预措施的组合。

研究表明,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多维方法可有力促进非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对于医护人员而言,应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并建立一致的、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来提供接种建议,并辅之以持续的接种提醒、监测和激励措施。对于受种者来说,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持续的参与、及时的沟通和激励对他们的接种决策至关重要。

https://doi.org/10.1080/21645515.2024.2389578

2. 新冠疫情后上海流感疫苗接种率的变化及相关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表于Human Vaccines & Immunotherapeutics,旨在调查分析COVID-19疫情后上海市浦东新区居民流感疫苗接种率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收集了2021-2022流感季期间上海市浦东新区居民的疫苗接种情况及其接种或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原因。并使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来探讨可能的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在14,001名受访者中,仅有17.68%(95%CI: 17.05%-18.32%)接种了流感疫苗。其中儿童的接种率最高35.68%(95%CI: 34.02%-37.33%),其次是成年人12.75%(95%CI: 11.91%-13.58%)和老年人11.70% (95%CI: 10.78%-12.62%)。在儿童群体中,家庭月收入较低(低于5000元)的家庭(由于政府针对低收入家庭提供的疫苗补贴或免费接种政策),其儿童的流感疫苗接种率较高(51.02%)。成年人群中,显著影响疫苗接种的因素包括家庭收入、性别和教育水平;在老年人群中,显著相关因素包括家庭收入、教育水平、居住状态以及是否患有基础疾病(P <0.05)。儿童接种犹豫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副作用(21.49%);成年人和老年人主要因自评健康状况良好而不愿接种(成年人:37.14%,老年人:30.66%)。

综上所述,上海市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尤其在老年人群中显著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建议制定针对不同人群的策略来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

https://doi.org/10.1080/21645515.2023.2287294

3. 韩国引入DTaP-IPV/Hib联合疫苗后婴儿疫苗接种实践的变化

本研究发表于Vaccine: X,旨在评估韩国国家免疫计划(NIP)中引入白喉-破伤风-无细胞百日咳、脊髓灰质炎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DTaP-IPV/Hib)联合疫苗后,婴儿疫苗接种实践的变化。韩国在2013年和2017年分别将Hib疫苗和DTaP-IPV/Hib联合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研究利用全国疫苗接种登记数据,分析了2013年至2019年出生的婴儿在12个月内完成全程推荐的含有DTaP、IPV和Hib组分的(D-I-H#)基础免疫接种的比例,并考察了在不同时间段(2013-2016年和2017-2019年)出生的婴儿在完成基础免疫程序时使用的疫苗成分组合的差异。及其对疫苗接种医疗访问频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期间约96%的新生儿完成了含DTaP组分疫苗的基础免疫接种程序。在2,703,822名婴儿中,96.7%在12个月内完成了D-I-H基础免疫的全程接种。特别是在2013年和2017年的两个关键时期,DTaP、IPV和Hib疫苗的接种完成率显著提高。2013-2016年出生的婴儿中,大多数使用仅包含DTaP-IPV的疫苗(75.4%),而2017-2019年出生的婴儿中,81.0%使用包含DTaP-IPV/Hib的联合疫苗完成了D-I-H基础免疫的三剂接种。此外,三个不同DTaP成分组别间的疫苗接种医疗访问频率也存在显著差异,DTaP-IPV/Hib组较单独DTaP组在12个月内减少了两次医疗访问(p < 0.001)。

研究结果表明,DTaP-IPV/Hib联合疫苗的引入显著提升了婴儿疫苗接种率,同时减少了疫苗接种所需的医疗访问次数,简化了接种流程。这些发现为其他考虑将联合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参考,突显了联合疫苗在优化免疫策略和提高接种效率方面的潜在优势。

#D-I-H:D-I-H疫苗系列包括分类为单独的DTaP、IPV和Hib疫苗,以及DTaP-IPV和DTaP-IPV/Hib联合疫苗。

https://doi.org/10.1016/j.jvacx.2024.100484

4. 促进疫苗接种策略:系统回顾与荟萃分析

本研究发表于Nature Human Behaviour,旨在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全球范围内17个国家的88项随机对照试验(RCT),以评估不同干预策略对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的效果。研究共涉及1,628,768名参与者,重点考察了七种干预策略的有效性,包括:1)设立学校疫苗接种日和针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人群采取上门接种等服务形式促进疫苗接种;(2) 通过电子(例如短信)或非电子(例如邮寄卡片)方式发送接种提醒;(3) 由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或政府发布的与疫苗接种相关的激励或处罚;(4)提供疫苗或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信息;(5) 纠正对疫苗或疫苗可预防疾病的误解或错误信息;以及提升接种意愿或促进行为改变的措施,如(6) 主动型(接种咨询服务、动机访谈) 或 (7) 被动型(将疫苗接种游戏化并强调其社会效益的短信)。

研究显示,总体而言,与对照组相比,实施各类干预措施能将疫苗接种率提高50% (OR=1.5, 95% CI: 1.27, 1.77)。其中,提供激励措施(如接种疫苗可以获得现金补偿或报销)的干预效果最好;在收入水平较低、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提高接种疫苗的便利性(如提供交通支持或在养老院、工作场所进行接种等)是最有效的策略。相比之下,信息传递、动机激励及行为技能培养等策略的效果较为有限。研究建议,全球应实施普遍的提高疫苗接种可及性策略,并根据各地区的具体需求,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策略以提升疫苗覆盖率。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探索最优的激励措施及其在不同国家和人口中的适用性。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24-01940-6

5. 国家免疫规划中引入PCV13后,葡萄牙儿童中肺炎链球菌携带、血清型、基因型和抗菌素耐药性趋势:一项横断面研究

本研究发表于Vaccine,旨在通过一项横断面研究分析葡萄牙儿童中的肺炎链球菌携带情况、血清型分布、基因型变化及抗生素耐药性趋势。研究于2018年至2020年期间,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都会区的Oeiras市开展,收集了1450名6岁以下日托儿童的鼻咽拭子样本,并将这些数据与此前三个时间段的数据进行了比较:2009-2010年(PCV13疫苗引入前)、2011-2012年(PCV13疫苗引入初期)和2015-2016年(PCV13疫苗引入后期)。

结果显示,尽管PCV13疫苗的覆盖率达到99.1%,但肺炎链球菌的总体携带率仍维持在60.2%左右,且PCV13疫苗覆盖的血清型携带率显著下降。非PCV13血清型(如15B/C、11A、23B和23A)的携带率在PCV13引入后显著增加,成为最常见的血清型,这些血清型占所有分离株的44.5%。此外,研究还发现对青霉素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性显著上升。

研究强调了持续监测肺炎链球菌血清型变化和抗药性趋势的必要性和疫苗策略调整的重要性,同时建议进一步开发覆盖更多血清型的新型疫苗,并实施针对性的公共卫生政策和抗生素管理策略,以应对肺炎链球菌的演变和抗药性挑战。

https://doi.org/10.1016/j.vaccine.2024.126219

名词解释

行为改变轮模型(Behaviour Change Wheel)*

行为改变轮模型(Behaviour Change Wheel, BCW)是一个用于设计和实施行为改变干预措施的框架。该模型由英国学者Susan Michie及其团队于2011年提出,旨在为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提供一个系统的工具,用于理解和影响人类行为。

https://doi.org/10.1186/1748-5908-6-42

资料支持:马烨

编译整理:李周蓉 金斯琪

审核校对:张馨予

排版编辑:刘子祺

其他周报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