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疫苗单剂次接种程序在中低收入国家的政策采纳路径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其中大多数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e, 以下简称HPV疫苗)是全球宫颈癌一级预防的核心干预措施。基于哥斯达黎加、印度、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的随机对照试验和观察性研究证据,接种1剂HPV疫苗在预防高危型HPV病毒(16和18型)持续感染方面,与多剂次接种相比,其免疫原性和保护效力具有非劣效性。2022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及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SAGE)正式认可 HPV 疫苗的单剂次接种程序,并修改HPV疫苗的立场文件

单剂次方案的优势包括降低疫苗的采购与接种成本、减少追踪随访、提高覆盖率。然而,在 中低收入国家中,这一指南的采纳进度并不一致。近期,一项发表于PLOS Global Public Health上的研究,通过对非洲和亚洲19个中低收入国家66位免疫相关决策者的深度访谈,首次系统描绘了各国就“HPV疫苗是否转换为单剂次接种程序”的政策调整流程与关键角色。

该研究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Joseph Rosen等于2023–2024年开展。受访的19个国家中,11个国家在WHO发布单剂次立场文件前将HPV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布基纳法索、柬埔寨、科特迪瓦、埃斯瓦提尼、 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老挝、菲律宾、 坦桑尼亚,乌干达);10个国家在研究开展时已采用单剂次接种程序(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喀麦隆、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印度、老挝、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研究团队系统梳理了从WHO发布HPV疫苗立场文件更新,到国家层面做出本土决策的完整路径,揭示了其中的关键节点、主导机构及制度瓶颈。

表1:纳入研究的国家的基本情况*

*表格来源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gph.0004245(文章发表后相关数据或有更新)

**结合最新公开信息,印度于2024年将HPV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于2025年启动HPV疫苗的全国免疫接种计划。

决策的“关键角色”

研究访谈显示,卫生管理部门或扩大免疫计划(EPI)的领导团队、国家免疫技术咨询组(NITAG)或同类技术工作组(TWG),以及WHO,均在国家层面的HPV疫苗接种决策中发挥作用。其中,卫生部与NITAG是国家HPV疫苗接种政策制定的核心机构,而外围利益相关方则在审议和决策过程中提供重要支持。

卫生部通常被视为最终决策者。同时,NITAG在决策中的核心地位得到广泛认可,通过汇集和整合证据,为卫生部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撑。由于其肩负证据整合和政策建议的职责,如NITAG缺位,则整个政策流程便会停滞。例如在菲律宾,因NITAG解散,HPV疫苗接种计划的决策被迫中断,必须先完成NITAG的重组才能向卫生部正式提交免疫接种建议。

在部分 LMICs,外围利益相关方的作用更加突出,包括联合国机构、技术援助伙伴、财政部和教育部等政府部门,以及儿科和妇产科协会等专业学会和跨机构协调委员会(ICC)。这些主体通过整理证据、共享信息或提供专业意见,支持NITAG的审议工作。例如在喀麦隆,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动员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领袖参与工作会谈,还联合妇产科和儿科医师协会等专业团体,并协同基础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共同推动单剂次HPV疫苗接种方案的审议与优化。

在地方自治权更大的国家,地方政府也会影响国家层面的讨论与建议。以巴基斯坦为例,由于省级政府负责免疫规划的资金和服务供给,各省拥有对接种程序的最终决定权。在这种背景下,NITAG虽能提出全国性建议,但仍需与地方政府广泛磋商。

国家层面的决策流程

研究总结出各国普遍遵循的决策流程(见图1)。当WHO和SAGE发布相关指南后,信息传递至国家层面的免疫机构,并召开相关会议,由NITAG或技术工作组负责指南审查、证据整合,并根据本国国情制定新的指导方针。

NITAG通常也会召集多次会议,讨论支持单剂次建议的证据,并结合技术援助合作伙伴、专业协会和其他政府部委的建议,评估采用或不采用单剂次免疫接种程序的社会、财政和健康等相关影响。随后,NITAG形成建议并提交给卫生部或负责国家免疫规划的部门,有些国家则经由跨机构协调委员会召集更多利益相关方审阅,并促进卫生部正式批准决策。

图1 非洲和亚洲19个低中收入国家HPV疫苗单剂次接种政策的典型决策路径

多重因素影响政策决定

尽管此前的研究证据指出,NITAG对免疫决策的影响不一,但在该研究的调研结果中, NITAG在HPV疫苗接种计划的相关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在将全球指南转化为本土化政策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从而促进及时、循证的疫苗决策。

影响接种决策的行为主体高度多样化。除卫生部和免疫规划部门外,财政、教育等职能部门,专业学会和民间组织也广泛参与。这种复杂性既强调了及时传播证据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政策制定受多元利益相关方驱动。在部分国家,政治承诺不足和财政不确定性成为主要障碍;在分权治理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地方政府对资金和接种计划的掌控亦可能削弱NITAG和卫生部的影响力。类似现象在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轮状病毒疫苗等项目中同样存在,提示各国亟需建立兼顾证据质量与实施现实的综合性决策支持体系。此外,免疫领域证据的产生和变化是动态的,这也要求国家层面的决策结构具有高度的反应能力和弹性。

研究团队在结论中指出,功能性NITAG组织对采用或转用单剂次 HPV疫苗接种计划的时间和速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宫颈癌是一个急速发展的全球优先事项,中低收入国家必须投入足够的财力和人力资源,重点强化NITAG或同类机构的专业能力、资源和独立性,推动其在成本效益分析、建模和证据整合上的自主性,以加快循证政策转化并增强国家主导权。

编译撰稿:周炘玥 

审核校对:潘张旸 张馨予

排版编辑:李睿彤

参考文献: Roy S, Wysong MD, Rosser EN, Sheth I, Geddes C, Limaye RJ, et al. Pathways and processes to adopting or switching to a single-dose HPV vaccination schedule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 qualitative study. PLOS Glob Public Health. 2025;5(2):e0004245.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gph.0004245

其他新闻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