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案例 | 巴西HPV疫苗入校接种实施的经验

四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e, 4vHPV)于 2014 年正式纳入巴西国家免疫规划(PNI),并采用学校与医疗机构并行的接种策略。该计划最初针对11至13岁女童,随后逐步扩大至更广泛年龄段(9至14岁),并于2017年起实施性别中立接种政策,同时将免疫功能低下者纳入接种范围。目前,9至14岁男女儿童,9-45岁免疫功能低下者(三剂次方案),均可免费接种四价HPV疫苗。

在HPV疫苗引入初期,巴西全国的首剂覆盖率高达94.4%,其入校接种的实施经验值得借鉴参考。2016年起,由于多因素导致HPV疫苗接种率显著下滑。在之后多举措干预下,2024年,巴西9-14岁女孩的HPV疫苗接种覆盖率恢复至82.8%的水平。巴西的实施经验,或可作为我国HPV疫苗接种工作的借鉴。

首次尝试在校常规免疫接种

在巴西,常规免疫接种传统上几乎完全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医疗机构外的免疫接种仅在疫苗接种活动期间开展。疫苗接种策略的责任由市级政府承担。HPV疫苗的接种实施,是巴西首次尝试入校开展常规免疫接种。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均采用入校接种策略,并灵活适应各市实际情况。与此同时,该疫苗全年在巴西所有公共疫苗接种诊所有供应。

在PNI引入HPV疫苗之前,针对在巴雷图斯市(圣保罗州)公立及私立学校开展的针对10-16岁女生在校接种HPV疫苗示范项目取得良好成效。目标人群中实现了高接种覆盖率(>85%),且脱漏率率较低(97.2%的接种者完成了三剂接种方案)。

在HPV疫苗引入的首年(2014),巴西通过进校接种活动,向9-13岁女童实施免疫接种,全国首剂接种率在当年即突破80%。教育系统的支持是入校接种顺利实施的重要促进因素。

一项针对巴西圣保罗州学校的HPV疫苗接种实施的研究汇总了学校报告的接种活动情况,涵盖该州2015至2018年各市开展的HPV疫苗接种行动,包括是否实施校园接种计划、项目描述、实施障碍、项目评估情况以及未来年度HPV疫苗接种计划。

圣保罗州多数市镇同时实施了校园教育与疫苗接种行动。通过卫生与教育部门协作,面向学生和家长开展健康教育与疫苗接种相结合的干预措施,包括培训老师和校长、将 HPV 相关内容纳入课堂教学、由卫生专业人员参与家长会,并借助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及创新传播方式扩大健康信息覆盖。

在健康教育活动后数日,在校内开展HPV疫苗接种活动,可提高学生的接种依从性。如允许家长在接种日到校陪同,或利用学生上下学时段进行接种,均有助于推进工作。部分地区在接种日实施停课措施。地区则利用既有家长到校活动时机开展接种,便于同时向家长和学生进行沟通与宣传。有的学校在接种后提供小食。一些市镇在接种后,针对免疫接种疑似异常反应提供应急服务待命。

为覆盖缺课学生,部分市镇采取入户接种等措施。不同市镇在家长知情同意和接种管理方面采取了差异化做法,包括签署同意书或提供拒绝声明的制度。对于未实施学校基础接种的市镇,常见替代策略为转介学生至医疗机构接种,或在入学时要求提供疫苗接种证明,部分地区亦观察到在校接种对医疗机构内 HPV 及其他常规疫苗接种需求的带动作用。

入校接种的常见障碍因素分析

参与上述研究的圣保罗州学校也报告了入校接种面临的多方面障碍。

在学校层面,主要障碍包括卫生与教育部门协作不足、教育系统对疾病预防项目参与度有限,以及部分教师和校长对入校接种的安全性与可行性存有顾虑,甚至抵触在校内开展医疗操作。部分教育工作者认为校内接种疫苗不妥,因可能引发不良反应并打乱校园日常秩序。校长和教师担心入校接种会造成混乱,干扰教学秩序和课程进度。此外,学校设施条件不足、缺乏应对免疫接种相关的应激反应机制,以及私立或宗教学校的抵触态度,亦被频繁提及。

在卫生系统层面,人力资源短缺被认为是最主要制约因素。学校接种对人力调配和实施频次要求较高,而基层卫生人员原已处于紧张状态,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期间的资源竞争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压力。2017年将男童纳入 HPV 接种项目后,由于学校按年龄分班,增加了重复入校接种的需求,叠加学生缺课现象,提高了执行成本。个别市镇还报告疫苗供应不足及接种记录不完整等问题。

其他报告的障碍包括学生对注射的恐惧、家长与学生对疫苗相关不良反应的担忧、家长拒绝接种或未返还知情同意书、对 HPV 相关教育活动兴趣不足(部分被视为“禁忌话题”)、对 HPV 感染及疫苗认知有限,以及家长对儿童免疫责任感不足等。

尽管存在困难,实施入校接种的大多数市镇均表示该项目成效显著,并将在未来几年持续开展。

多因素致接种率下滑与干预措施

HPV疫苗在引入初期接种工作开展顺利。巴西全国四价HPV疫苗首剂(D1)接种覆盖率达94.4%,87%的巴西市镇达到推荐目标覆盖率(80%)覆盖率。然而,第二剂全国接种率仅40.8%,达标市镇比例则低至32%。

2014年,巴西某地区出现与四价HPV疫苗接种时间相关的聚集性神经系统事件,虽事后证实其为疫苗相关的应激性反应(ISRR),但经由社交媒体传播,削弱了民众的免疫信心。尽管事件中受影响的女童已完全康复,事发当地仍继续实施入校接种,但地区所在州的第二剂HPV疫苗接种降至44.6%。尽管未有研究明确HPV疫苗接种率下降的具体原因,但有研究团队认为社交媒体上对于该事件的报道和传播或削弱了民众的免疫信心。

2015年,巴西政府将其实施策略由入校接种改为在基层医疗机构接种,此举进一步削弱了免疫接种的便利性与可及性,叠加地区基础设施差异(医疗与物流)和后续的新冠疫情,巴西HPV疫苗的覆盖率直线下降,在2020年已跌破60%。

为应对这些情况,巴西政府自2017年开始,逐步扩大了接种资格范围(包括面向适龄男孩和9-45岁免疫功能低下者的免费接种),并针对9至14岁人群采用单剂接种方案(2024年起),以及实施全国性补种策略,覆盖疫情期间错过接种的19岁以下青少年,将补种资格延长至2025年12月。此外,巴西政府通过广泛动员,推动恢复入校接种,开展宣传活动,并打击阻碍免疫接种的网络虚假信息或误导信息的传播。

这些调整和举措旨在恢复覆盖率,防止宫颈癌预防工作出现长期倒退。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2024年,巴西9至14岁女孩的疫苗接种覆盖率恢复至82.8%,同年龄段男孩的疫苗接种覆盖率达到67.2%。

对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启示

巴西的案例揭示了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困境。尽管拥有强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且基于学校的疫苗接种活动初期成效显著,但在社交媒体虚假信息、地区差异和新冠疫情等多重影响下,疫苗接种覆盖率持续下降。恢复校园HPV疫苗接种并为漏种群体实施社区补种活动,仍是重建群体免疫保护的关键举措。此外,有必要持续投资疫苗信心建设、网络虚假信息管控以及在疫情后推动覆盖率恢复。

多个巴西本土的研究指出,采用简化接种方案(如单剂次接种)、整合性别中立项目、将接种起始年龄提前至9岁,与其他青少年疫苗联合接种,以及开发新一代疫苗平台,有望强化整体的宫颈癌一级预防体系。唯有结合公平可及的接种渠道、协调一致的政策、覆盖最脆弱人群的坚定承诺、健全的交付体系以及应对疫苗犹豫的有效措施,才能更可持续地实现HPV疫苗接种的广泛覆盖。


参考文献

1. Piorelli, R. O., Sato, H. K., Araújo, N. V. D. L., Braga, P. E., Miyaji, K. T., & Sartori, A. M. C. (2025). School-based HPV vaccination program implementation in municipalities of the São Paulo State, Brazil, from 2015 to 2018. Cadernos de saude publica41(2), e00127423. https://doi.org/10.1590/0102-311XEN127423 

2. Braga A, Martins CAdO, Paiva G, Barboza ÉdA, Chagas M, Callado GY, Araujo Júnior E, de Rezende-Filho J, Guimarães ICCdV, Granese R, et al. Global Perspectives on HPV Vaccination: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Lessons from the Brazilian Experience. Vaccines. 2025; 13(11):1106. https://doi.org/10.3390/vaccines13111106

3. Rosso, O. (2025, August 23). Brazil expands HPV vaccination campaign and surpasses the global average. Brasil 247https://en.brasil247.com/saude/brasil-amplia-vacinacao-contra-hpv-e-supera-a-media-global#google_vignette 

其他新闻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