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持续推进“医防融合”战略、推动医疗卫生体系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型的背景下，昆山杜克大学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VaxLab）于2025年11月20日在线举办了题为“赋能临床医生：提升疫苗素养与科普倡导”的专题研讨会。
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专家，从认知心理、临床实践和医院管理三个不同的维度，探讨了医生和医疗机构在强化人群免疫信心、加强免疫接种覆盖以及落实“医防融合”机制中的关键作用。
免疫信心不足普遍存在，临床医生作用关键
过去十年间，全球对疫苗的信心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下滑趋势。尽管新冠大流行前所未有地将疫苗置于全球舆论的中心，但早在疫情之前，疫苗犹豫的苗头就已显现。这一现象并非某个国家独有，而是受到复杂的社会、政治和信息因素驱动，对传染病防控构成了持续威胁。
“我认为现在疫苗犹豫之所以变得严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免疫接种项目本身太成功了，反而让人们忘记疾病的危险，”澳大利亚免疫研究与监测中心儿科医生、疫苗学专家Ketaki Sharma解释。她认为，过往常见传染病，如麻疹和脊髓灰质炎，当前已不常见。人们很难在身边见到病例，反而更容易关注疫苗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此外，疫苗相关的不实信息或错误信息的传播对包括免疫接种在内的公共卫生宣传带来了很大挑战。研讨会上，来自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感染科副主任、预防接种评估门诊负责人田野指出，随着媒体平台的丰富，公众有了更多了解疫苗知识的途径，然而诸如如“疫苗有害论”“多打疫苗会降低免疫力”等，也有传播，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众接种意愿的下降。
“在推送算法的影响下，你越是想了解疫苗的 ‘弊’，平台就越会不断给你推送更多有关 ‘弊端’的信息。非专业人士很难识别信息背后的科学性，从而造成认知上的误区，” 田野说。
在这种情况下，临床医生的建议和沟通对于患者的免疫接种决策往往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Ketaki Sharma博士指出，在澳大利亚，大部分人会因为医生推荐而接种疫苗，也有极少一部分人不仅拒绝接种，还否认免疫接种背后的科学依据、更愿意相信不实信息，但更多的人介于两者之间——“在家长尚未决定是否要给孩子接种疫苗，态度比较谨慎时，医务人员的建议往往会对他们的免疫决策产生巨大影响。”
田野也秉持相同的观点，并解释其背后的动因：“公众更愿意相信医生的临床知识和经验，认为医生可以给出更加匹配的接种建议。”
免疫沟通有策略，信任建立需长期之功
田野主任医师和Ket Sharma博士日常都需要在专科的免疫接种咨询门诊中回应来自患者或家长的大量的免疫接种问题。在研讨会上，他们分享了遇到的常见问题，以及针对不同类型问题的有效沟通策略。
关注和肯定患者的核心需求，且避免引用大量的数据或用过于专业的术语，是两人均提及的沟通原则。“要用通俗的语言解释疫苗如何预防疾病，而不是一味使用专业术语，我们医生讲得太专业当然是好事，但患者理解会很困难，而且临床咨询的时间非常有限，”田野表示。
Ketaki Sharma强调医生的回复应是 “明确、有力、个体化的建议” 。她对免疫接种中常见的认知偏差提出了相应的沟通策略。例如，一些家长倾向于避险——“我宁愿冒自然感染的风险，也不愿让孩子打疫苗。” 遇到这种情况，她会给家长解释不作为（即不接种疫苗）也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例如增加感染传染病的风险，以及感染疾病之后的后遗症。
田野总结了针对不同人群特点的沟通策略。例如，对儿童，可以配图、配手册，使用形容词或动画片的形式；对成年人，尤其是理工科背景的人群，则更看重数据；对老年人，更需要口语化的表达。
门诊咨询的沟通时间是非常有限的，Ket Sharma和田野认为，信任的建立是长期之功，也需要非常具体的实施机制。
Ketaki Sharma博士分享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免疫接种专科门诊的实践。由于家庭医生的咨询时间有限，该专科门诊上，咨询者可以预约，让家长与医生充分沟通免疫相关的疑问。
“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聊一个小时，甚至可以再预约线下的面谈；针对特殊的患儿家庭，或者顾虑很多的家长，我们可以建议替代性的疫苗，或者给他们一个临时的豁免，就是给他们再多点考虑时间，慢慢建立信任。此外，可以在指南的范围内，稍微灵活调整免疫接种计划，例如把剂次之间的间隔拉开一点。”
田野会通过建立家长群解答疑问，并和家长建立长期的信任。同时，他也联合疾控部门，设立预防接种防控学习班，保持共同讨论的沟通渠道，充分交流预防接种的相关问题。“有了信任，我们才能实现更好的目标：一是提供服务，二是帮助家长建立对疫苗的信心。”
“医防融合”不难落地，医生更需要系统支持
公开信息显示，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已率先在三级甲等医院探索开设不同类型的预防接种门诊，包括产科接种门诊、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成人接种门诊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斯在本次研讨会上介绍了该院开设HPV疫苗接种门诊的经历与经验。该门诊于2019年落地，并在2025年进一步升级为“HPV相关疾病防控一体化门诊”，构建“疫苗接种-筛查-诊疗-随访”全流程管理体系。
刘斯认为，三级医院参与到预防工作，有三大优势：专家影响力高、患者流量大和诊疗场景多。专家影响力高，体现在良好的医患信任度基础和专家的业内学术地位；患者流量大，体现在医院门急诊人次规模大，受众面广；而诊疗场景多，体现在适合相应疫苗宣教的场景和时机多——例如秋冬季急诊医生在接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时，可以适时科普流感疫苗的接种。
刘斯从法律与资质要求、医疗空间和冷链资源管理、人力配置保障以及医生角色四个方面逐一分析了医疗机构在落实“医防融合”创新模式方面的挑战。基于法律法规要求、三级医院已有的设施、资源配置等，前三个方面“落地并不困难”。
在医生角色方面，可能存在“预防做好了，病人就少了”的误解。刘斯表示，疾病预防，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以乙肝疾病负担为例，随着免疫接种率的提高，乙肝相关疾病的数量确实下降了，例如门静脉高压的外科手术量下降了，但肝胆外科目前也有了新的专业方向，如肝脏肿瘤、胆道肿瘤等。而且，疫苗预防产生的“疾病谱系演变，总体是比较缓慢的，医疗机构拥有充足的时间探索和寻找新的服务内涵方向和发展思路。”临床医生应积极拥抱“医防融合”的理念。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预防接种评估门诊和接种后反应处置门诊已经顺利运行五年。该院也将在未来1到2年内开展特殊健康人群的接种门诊。田野指出，目前医院已和南京市疾控密切配合，当社区的预防接种点遇到涉及儿童专科的疑难问题，会转到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预防接种评估门诊——“这样的模式保证了我们用专科力量，帮助各种不同疾病状态的孩子，在科学评估后，及时回到接种疫苗的正轨上。”
总结工作实践，田野指出，大部分医生专精于自己的专科领域，但对于免疫接种方面的知识了解得并不充分，医务人员在参与疫苗沟通方面需要更多系统性的支持。其次是临床和疾控还需做好全流程的协同。“如果医生写了接种建议，而到了社区接种单位对方无法落实执行，家长就会认为整个医疗系统服务衔接不畅。”
“很多医生自己也是病人，会对药物、疫苗有存疑，所以也需要更多的培训和面对普通人的心态对待和引导他们。医生只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熟悉，对免疫预防领域有时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也需要疾控部门在临床部门有更多的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