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国家卫生决策者对引入PCV疫苗的关键考量

肺炎是全球五岁以下儿童感染性死亡的首要原因,其中由肺炎链球菌引起的重症肺炎、败血症和脑膜炎对儿童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世界卫生组织自2007年起就建议所有国家将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纳入国家免疫计划,以预防危及生命的肺炎、脑膜炎及其他肺炎球菌疾病,

然而,截至2022年,尽管约81%的低收入国家已将PCV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其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的引入比例仍不足70%,显示出显著不平衡。中等收入国家(middle-income countries,MICs)容纳了全球四分之三人口及62%贫困人口,其免疫接种主要由国内财政支持。整体而言,中等收入国家既难以像高收入国家那样自行承担疫苗成本,又难以通过国际机制获得援助或可持续的低价采购,从而在全球疫苗引入进程中持续处于不利地位。

一项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开展的研究,在2023年访谈了当时尚未将PCV疫苗引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四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埃及、约旦、斯里兰卡和泰国,征询他们对于PCV疫苗引入的决策背景及制约因素的看法。

具备有利的卫生体系和决策流程

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具备较为稳健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一旦作出政策决定,PCV可顺利整合进现有常规免疫系统,并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与其他疫苗相当的高覆盖率。例如,斯里兰卡的免疫接种率在国内冲突爆发和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短暂下滑,但之后迅速恢复,并在疫情期间仍维持高覆盖率。

高覆盖水平主要来自公众对公共卫生体系的信任、社会层面对疫苗接种的普遍支持以及成熟的健康传播策略。埃及和泰国已形成面向家长的标准化沟通方案,用以主动回应新疫苗相关顾虑。

尽管具备完善的免疫接种体系,PCV疫苗仅在私人市场供给,疫苗高昂的费用使得它只能覆盖少数负担的起自费接种的家庭,加剧了健康不平等。

在制度层面,研究指出,这些国家已建立了较为成熟、结构清晰的疫苗决策流程,具备在多重健康优先事项和危机情境下作出技术性决策的能力,新疫苗在制度和实施层面并不存在引入障碍。他们因不同的影响因素,降低PCV疫苗引入的优先级或延迟了PCV疫苗引入的试点项目。斯里兰卡因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影响了PCV疫苗的优先级,而约旦则因国家免疫技术咨询专家组(NITAG)运作中断,导致PCV引入的延迟。还有国家因实施试点研究,将轮转病毒疫苗的引入延迟长达十年。

表1:埃及、约旦、斯里兰卡和泰国引入PCV的促进因素

主题描述引语
强大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如果这些国家选择引入PCV,其强大的卫生系统,配合完善的培训与沟通策略,能够高效整合新疫苗并实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如果卫生部作出决定,PCV的实施将会非常顺利。”(埃及)
成熟的疫苗决策流程受访者提到各国已建立稳健的疫苗决策政策体系,国家免疫技术咨询委员会长期关注PCV,但其引入因现实障碍而被搁置。“要将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流行病学部门是核心决策机构。”(斯里兰卡);“免疫咨询委员会已成立40多年。”(泰国)

障碍来自信息缺口、竞争事项和疫苗价格

受访者普遍认为,信息不足是阻碍PCV引入的首要因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关于儿童肺炎及肺炎球菌疾病负担的数据不足;(2)对PCV疫苗产品选择存在不确定性。

数据匮乏与疾病负担被低估的现象,均与肺炎链球菌的低实验室检出率相关。由于抗生素在基层和社区层面广泛使用,实验室检测和血清分型监测能力有限,加之住院肺炎病例行政数据缺失或不一致,肺炎球菌疾病负担在政策层面往往被低估,从而削弱了其在疫苗决策中的优先性。尽管世卫组织建议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均实施主动与被动监测,但中等收入国家监测网络有限,进一步削弱了其肺炎球菌疾病负担的可见度。

受访者对可用PCV产品的种类、价格及适用情境了解也十分有限,增加了疫苗采购和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各国领导人认为PCV产品在不同环境下的测试尚不充分,疫苗采购谈判复杂,均影响了决策进程。

国家层面卫生优先事项的激烈竞争构成PCV引入的第二大障碍。各国在有限财政空间下面临新发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NCDs)负担同步上升的压力,其中新冠疫情仍被部分受访者视为持续造成人员死亡的“季节性疾病”,显著挤占了疫苗引入的政策与资金空间。

相比于HPV疫苗及部分登革热疫苗,PCV疫苗的“政治优先级更低”。此外,非传染性疾病负担上升、营养与肥胖问题加剧,以及约旦和埃及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和难民流入,均分散了政策注意力。在泰国,交通伤害等新兴公共卫生问题亦被提及为不断上升的干预重点,延缓了PCV进入国家免疫规划的进程。

高昂的PCV价格是阻碍其引入的最为突出的障碍。尽管约旦和泰国的NITAG已在原则上支持引入PCV,但其一次性财政投入对国家免疫规划预算构成巨大压力,使决策长期被推迟。

受访者普遍指出,PCV在长期内具有成本效益,但在短期财政框架下,其支出规模往往难以被财政部门接受。埃及和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货币贬值及进口受限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而在泰国,尽管已有技术层面的推荐,疫苗价格仍被视为无法跨越的门槛。

表2:埃及、约旦、斯里兰卡和泰国引入PCV的阻碍因素

主题描述引语
信息缺口肺炎相关行政数据缺乏特异性,受抗生素使用等因素影响,实验室难以识别肺炎球菌的病原学证据。“问题在于漏报,我们无法识别细菌学病因。”(泰国);“患者入院前通常已使用一到两轮抗生素。”(埃及)
                        许多受访者对当前可用的PCV产品种类缺乏了解,同时在与疫苗生产企业沟通获取价格信息方面存在困难。  “他们无法考虑某种PCV产品,因为对该疫苗没有任何信息。”(泰国)
竞争性的健康优先事项各国在应对登革热等新发传染病的同时,还需面对高血压、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负担的持续上升。 “我们当前最危险、最优先的是丙型肝炎,同时糖尿病负担也非常高。”(埃及) 
融资挑战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既难以像高收入国家那样自筹资金,又无法获得低收入国家可享有的捐助支持;汇率贬值和通胀进一步加剧融资压力。“我们预算有限,却无法获得低价,这是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最大障碍。”(泰国);“PCV一项的费用曾超过整个国家免疫规划的总预算。”(约旦);“资助结束后怎么办?这是我们能长期负担的吗?”(斯里兰卡)

PCV疫苗引入需多方合力

新疫苗的成功引入往往依赖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技术权威形成合力,当多方在同一议题上发出一致信号时,更容易促成国家层面的政策行动。受访者普遍认为,来自政府体系之外的实体(如全球或区域的国际组织)的支持构成推动PCV引入的重要机遇,尤其是技术支持、政策倡导和过渡性财政支持。

例如,斯里兰卡受访者认为通过 Gavi 的中等收入国家支持机制(MICs Approach)可启动PCV引入并逐步实现国内可持续供给,但也对捐助结束后的长期定价和财政可负担性表示担忧。泰国受访者指出面对疫苗的高昂价格,第三方机构(如捐助方或国际组织)在价格谈判中的协调作用有助于加快疫苗引入进程。

研究团队认为,全球多数低收入人群及大量高需求群体居住在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中等收入国家现有优势,包括成熟的卫生体系和完善的政策程序,以简化疫苗引进流程。全球及区域合作伙伴必须进一步支持中等收入国家采购疫苗,以消除疫苗获取的不平等,推动全球免疫接种公平性建设。


文献原文: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gph.0004473


编译撰稿:周炘玥 

审核校对:潘张旸

排版编辑:李睿彤

其他新闻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