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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实施PCV13减剂次免疫接种的实践及影响评估

肺炎链球菌导致的疾病种类繁多,带来严重疾病负担和儿童的健康损害,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Pneumococcal conjugate vaccine,PCV)是预防肺炎链球菌性疾病最有效和最具有经济性的手段。

在英国儿童13价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以下简称PCV13)“2+1”(即两针基础免疫,一针加强针)接种方案实施的十年期间,疫苗提供了极佳的间接保护(群体保护或人群保护),导致各年龄组PCV13血清型所致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疾病(invasive pneumococcal disease,IPD)发病率极低,同时也减少了未接种疫苗人群中的IPD发病率。

考虑到PCV13是婴儿常规免疫计划中最贵的疫苗,而此前PCV13也已提供了极佳的保护,减少疫苗的接种剂次可以进一步提升疫苗可及性、成本效益,减轻接种者负担、提升接种率。2017年10月,英国疫苗接种和免疫接种联合委员会(JCVI)建议减少一针儿童PCV基础免疫剂次。此后,英国对2020年1月1日或之后出生的12周龄和1岁的婴儿实施PCV13“1+1”(即一针基础免疫,一针加强针)的免疫接种程序,替代此前采用的“2+1”程序。

英国PCV疫苗免疫接种策略变更

  • 2000年和2001年,美国和欧洲分别批准在婴儿2个月、4个月和6个月时接种7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PCV7),然后在1岁时接种加强针(“3+1”程序;2个月、4个月、6个月和12-15个月)。
  • 2006年,在“2+1”和“3+1”接种方案显示出相似的血清型特异性免疫原性后,英国调整为PCV7“2+1”接种方案(2个月、4个月、12个月)。“2+1”接种方案减少了英国儿童因疫苗血清型所致的肺炎球菌性疾病,也减少了未接种人群的侵袭性肺炎球菌性疾病(IPD)。
  • 2010年,英国用PCV13取代了PCV7,增加对另外6种血清型的免疫。符合接种条件的儿童以及未接种疫苗的较大年龄组人群的疫苗血清型IPD的总体发病率进一步下降。
  • 英国2岁及以上被认定为肺炎球菌性疾病的高风险人群和6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也可以接种一针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PPV23)。
  • 2017年10月,结合临床试验和模型研究的证据,英国疫苗接种和免疫接种联合委员会(JCVI)建议减少一针儿童PCV基础免疫剂次。
  • 202011日起,英国对当天及之后出生的12周龄和1岁的婴儿实施PCV13“1+1”的免疫接种计划(3个月、12个月)

减剂次接种后,英格兰侵袭性肺炎球菌疾病(IPD)的流行病学变化

今年2月,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发表一项前瞻性的全国观察监测研究,描述了2017-18年至2022-23年期间6个财年(4月1日至3月31日)英格兰IPD的流行病学变化情况。

研究利用前瞻性全国监测数据,以及血清分型和全基因组测序,按年龄和财年分析了英格兰的IPD趋势。将2022-23年符合“1+1”免疫接种计划的儿童中的突破性感染率和疫苗免疫失败率与2017-18年至2019-20年期间符合“2+1”程序的儿童中的感染率和疫苗免疫失败率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全球肺炎球菌测序群(GPSC)和导致IPD的PCV13血清型之间的多位点序列类型,评估了基因组随时间的变化。

研究发现,在大流行两年后,英格兰的IPD发病率低于2019-20年。2022-23年实验室确诊4,598例IPD,2021-22年确诊3,025例,2020-21年确诊1,240例,2019-20年确诊5,316例。2022-23年的IPD发病率比2019-20年低14%(发病率比[IRR] 0.86)。

与2019-20年相比,2022-23年15岁以下儿童IPD发病率增高34%(378例vs 292例;IRR 1.34),15岁及以上人群(4,220例vs 5,024例;0.83)则减少17%。2022-23年,儿童和成人中PCV13和非PCV13血清型导致的IPD病例继续呈上升趋势。

2017-18年至2022-23年按月份和年龄的IPD病例
(2021年7月19日取消大流行限制后,病例有所回升)

IPD发病率均显著降低。但是在儿童和成人中,PCV13血清型的IPD比例有所增加。PCV13疫苗血清型IPD的比例从2019-20年的19.4%(957/4,947)增加到2022-23年的29.7%(1,283/4,326)。这主要由于PCV13疫苗保护效力不佳的血清型3,以及血清型19F、19A和4导致的感染增加所致,而血清型8、12F和9N导致的IPD比例则有所下降。

作者强调,由于在符合PCV13“1+1”免疫接种计划(1.08例/10万人年)和“2+1”程序(0.76例/10万人年;IRR 1.42)接种条件的儿童中,突破性感染率和疫苗免疫失败率相似,IPD病例数的增长不太可能是由于免疫接种计划的改变导致的。

每年IPD发病率会有波动,而且大流行的影响仍在发挥作用,如:大流行期间幼儿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减少,导致呼吸道感染病例补偿性增加;呼吸道病毒在非季节性的大量肆虐可能导致继发性IPD增加等。此外,其他采用“2+1”和“3+1”计划的国家也报告了大流行后总IPD和PCV13血清型所致IPD的增加,这表明儿童IPD增加更可能是由于大流行期间社交模式的改变和病毒循环的变化,而非免接种疫程序的改变所致。

大流行后英格兰PCV13的接种率仍然很高,12月龄婴儿PCV13基础免疫接种率为93.2%,24个月时全程接种率为90.4%。英国将在未来三年继续仔细监测疾病和携带情况,尤其是某些PCV13血清型(特别是血清型3)所致IPD。英国也将继续使用PCV13进行免疫接种,不会改用更高价次的PCV疫苗。因为PCV13目前在英国的采购价格合理,且高价次的PCV疫苗或有免疫原性较低的问题,可能进一步增加PCV13血清型导致的IPD,影响“1+1”免疫程序实施效果的评估。

“一剂次基础免疫的免疫原性低于两剂次基础免疫,但接种加强针后的免疫应答并不逊色。此外,‘1+1’和‘2+1’两种免疫程序在接种后肺炎球菌携带率方面没有差别。”在Vaxlab举办的“HPV及PCV疫苗减针剂讨论:国际及国内经验”专题研讨会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国际疫苗可及性中心(IVAC)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Maria Deloria Knoll博士分享了新的研究数据。

在改用减剂次接种方案前,英国采用“2+1”程序接已有十年,几乎消灭了疫苗血清型相关的IPD,且大多数疫苗覆盖的血清型的肺炎球菌携带率很低。此外,英国也会定期监测肺炎球菌携带率和对PCV13血清型导致的疾病,为免疫策略的优化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Maria表示,当前国际社会仅将“1+1”免疫程序作为一种维持性的免疫策略。业内普遍认为两剂或三剂的基础免疫程序仍是最佳免疫策略。各国在引入PCV疫苗时,应优先使用三剂基础免疫来减少疾病的发生。在使用几年后,当疫苗血清型的疾病发生率和细菌携带率都有大幅降低,且疫苗接种覆盖率很高时,或再考虑使用“1+1”免疫程序。


参考资料

Bertran, M., D’Aeth, J. C., Abdullahi, F., et al. (2024). Invasive pneumococcal disease 3 years after introduction of a reduced 1 + 1 infant 13-valent pneumococcal conjugate vaccine immunisation schedule in England: a prospective national observational surveillance study. 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24(5), 546–556. https://doi.org/10.1016/S1473-3099(23)00706-5

Goldblatt, D., Southern, J., Andrews, N. J., et al. (2018). Pneumococcal conjugate vaccine 13 delivered as one primary and one booster dose (1 + 1) compared with two primary doses and a booster (2 + 1) in UK infants: a multicentre, parallel group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18(2), 171–179. https://doi.org/10.1016/S1473-3099(17)30654-0

Ouldali, N., Deceuninck, G., Lefebvre, B., et al. (2023). Increase of invasive pneumococcal disease in children temporally associated with RSV outbreak in Quebec: a time-series analysis. Lancet regional health. Americas, 19, 100448. https://doi.org/10.1016/j.lana.2023.100448

其他新闻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