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案例系列|日本应对 HPV 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经验教训

本文节选自VaxLab课题项目“HPV疫苗接种策略及实施评估:范围综述”的报告,该研究项目由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刘琴教授团队牵头。

日本于 2009 年批准首个HPV 疫苗上市,并于 2010 年开始提供公共补贴鼓励接种。至 2013 年 4 月,该疫苗被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 12–16 岁女生提供免费常规接种服务。在2013年4月至6月间,HPV疫苗接种率一度接近 70%。然而,政府在随后对疫苗安全性问题上的沟通及管理失当,暂停HPV疫苗的主动推荐近十年,并于2021年11月宣布再次恢复推荐。研究显示,因政府暂停主动推荐导致公众的疫苗信心严重不足,疫苗接种覆盖率显著下降,HPV16/18高危型别的病毒感染率再次大幅上升。本文将基于公开文献,回顾日本在处理HPV疫苗安全性危机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HPV疫苗纳入日本国家免疫规划

在日本,接受宫颈癌筛查的妇女比例很低,而宫颈癌的发病率却在不断上升。 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引入 HPV 疫苗接种有望控制宫颈癌。二价HPV 疫苗(Cervarix®)和四价HPV 疫苗(Gardasil®)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1 年在日本上市。 考虑到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在 HPV 疫苗接种方面的差距,2010 年,日本开始实施一项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资助的预防宫颈癌的紧急 HPV 疫苗接种推广项目。 该项目主要针对初中一年级(13 岁)至高中一年级(16 岁)的女生。 最初只使用二价疫苗,2011 年增加了四价 HPV 疫苗。 在该推广项目期间,日本全国的HPV疫苗接种覆盖率从70%提高到80%。日本政府于2013年4月将二价和四价HPV疫苗正式纳入日本国家免疫规划(NIP)[1]。

因安全性担忧引发政策逆转

然而,在HPV疫苗被纳入国家免疫计划前数月,媒体发布了大量关于HPV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的报道,其中包括女孩出现慢性疼痛、行走障碍、不自主运动和其他症状的视频[1]。2013 年 6 月 14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宣布 “暂停国家免疫规划中的HPV 疫苗的主动推荐” ,并声明该暂停将持续,直至 “获得充分的安全性信息”[2] 。尽管 HPV 疫苗仍可通过国家免疫规划接种,但政府暂停主动推荐的决定加剧了公众对疫苗安全性的疑虑,接种率随后骤降至不足 1% (出生在2002年及之后的女孩) [1, 2]。

图1:日本不同出生年份女孩的HPV接种率 [1]

2013年以来,日本厚生劳动省召集了疫苗不良反应专家委员会,收集临床医生提供的疑似不良病例数据。 然而,报告的症状范围很广,且往往缺乏明显的临床标记,这表明可能与青春期常见的身心因素失调有关。 正在进行的审查也未得出 HPV 疫苗与慢性疼痛或神经损伤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确凿证据[3]。例如,2015 年在名古屋开展的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未接种组报告的疼痛、运动功能损害等24种症状发生率与接种组无统计学差异 [4]。另一项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未接种HPV疫苗的青少年女性也出现类似接种后症状并就医 [5]。

2018 年 11 月,一位众议院议员提交了一份书面询问,内容涉及国家免疫规划仍然暂不推荐接种预防HPV感染的疫苗的政策是否适宜。作为对这一书面质询的回应,厚生省于 2020 年 10 月和 2021 年 1 月致函各地方政府的所有市长,通知他们的居民 HPV 疫苗仍包含在国家免疫规划中,尽管接种 HPV 疫苗的主动推荐仍为暂停状态 [1]。2021年11月,厚生省基于支持疫苗安全性的证据,同时为了实施新的支持系统,宣布恢复已中断了 8.5 年的HPV 疫苗接种主动推荐建议[3]。

自 2022 年 4 月起,作为国家免疫规划的一部分,地方当局重新发放HPV疫苗接种券和提醒函。尽管如此,根据2023年来自日本福井县基于精确数值的报告,2023 年 16 岁目标女孩的 HPV 疫苗覆盖率约为 30%;17至25岁目标女性的覆盖率从12%到65%不等(至少一剂)。 23 岁女性的覆盖率最高,为 65%,其中包括之前未完成 HPV 疫苗接种的女性。 21 岁女性的接种率最低,仅为 12% [1]。

日本政府出台一系列补救措施

在宣布恢复HPV疫苗主动推荐后,厚生省还启动了为期 3 年的免费补种期,从 2022 年 4 月至 2025 年 3 月,接种对象为 1997 年 (17 岁)至 2005 年(25 岁)出生的女性。免费补种 HPV 疫苗的目标年龄与可能因缺乏相关信息而错过接种 HPV 疫苗机会的年龄组相对应。

厚生省也通过建立一个合作系统来管理 HPV 疫苗接种后的不良事件,以促进全国范围内的 HPV 疫苗接种——即在社区实施疫苗接种的医疗机构发挥核心作用,并由厚生省指定的附属医院和专业机构来处理严重疼痛。这些措施促进了学术组织、学校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有效合作,形成有力的支持系统。 日本医学会和日本医学科学协会也发布了有关接种 HPV 疫苗后可能出现的症状的医疗指南[1,2]。

尽管开展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持续的信息空白,加上公众长期以来的怀疑态度,阻碍了 HPV 疫苗接种率的迅速恢复,使许多挑战悬而未决。 研究显示,之前因 HPV 疫苗接种覆盖率增加而下降的 HPV 16/18 感染率,在政府暂停主动推荐后,因疫苗接种覆盖率下降而再次显著上升 [6]。一项模型研究表明,若日本将 HPV 疫苗覆盖率恢复至 70%,可避免1994-2007年出生队列中约14 800–16 200例HPV相关疾病发生,并减少3 000–3 400例相关死亡 [7]。

2 日本新潟市 20–21 岁接受宫颈筛查女性的 HPV 流行率与 HPV 疫苗接种覆盖率变化 [6]

疫苗危机管理失当的教训

专业视角的失衡性缺陷。疫苗不良反应审查委员会的专家由传染病专家、儿科医生、药理学家、日本医学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公共卫生专家组成,但缺乏妇产科临床专家及患者权益倡导团体的代表。在2013-2022年暂停推荐期间,疫苗不良反应审查委员会中,讨论高度集中于疫苗安全性,强调潜在危害,却很少讨论疫苗接种的临床获益 [8]。

医学界和专业协会内部缺乏共识医学界和专业协会内部缺乏共识也加强了厚生省的谨慎立场。 虽然日本妇产科学会和日本儿科学会等专业机构一再呼吁尽快恢复疫苗接种建议,但调查显示,在此期间,一线医疗服务提供者本身也经常犹豫是否推荐接种疫苗,原因是报告的不良事件仍存在不确定性[3]。

政府沟通不力且滞后。政府暂停主动推荐的决定加剧了公众的恐慌和不信任。在暂停主动推荐后,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疫苗接种后症状的个人描述,并助长了未经证实的信息的传播。尽管后续研究显示,所报告的症状与接种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联。日本政府仍然未能及时、公开回应这些报道,官方指导时有时无,错失了向公众传达HPV 疫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机会,并使得青少年和家长对疫苗的负面看法仍然普遍[2,3]。与日本不同的是,欧洲药品管理局于 2015 年证明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症(CRPS)、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症(POTS)与接种 HPV 疫苗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使得疫苗接种率迅速恢复[1]。

学校和诊所知识传递不足。日本当前的性教育缺失,特别是学校教育不足,导致日本女生及其父母对宫颈癌的认知有限。日本学校的性教育依然十分保守,性健康话题往往被视为文化禁忌,致使青少年错失学习女性生殖健康及其自我保护重要性的机会 [9]。日本的儿科医生和全科医生普遍缺乏 HPV 相关性健康教育的规范培训 [10]。此外,尽管2022年政府宣布恢复HPV疫苗的推荐,文部科学省仍要求全国开设医学教育课程的高校开设药品不良反应课程,HPV 疫苗事件是课程内容之一[11]。这或将进一步削弱医务人员对HPV疫苗的信心,影响了其公众有效传达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能力。

从日本案例中汲取的关键经验

首先,国家专家委员会应纳入跨学科领域专家,以确保政策制定的全面性和循证科学性。

其次,政府必须主动、及时、透明响应媒体关切,通过提供准确、完整的官方信息消除公众误解和恐慌情绪。

第三,加强医务人员培训与公共健康教育对于提升公众对疫苗和疾病的认知、增强公众信至关重要。

第四,政府及相关机构应加强监测系统、预警机制和应急响应预案,减轻突发事件对公众信任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第五,各国应促进国际合作与知识共享,借鉴疫苗安全监管、公众沟通和危机管理中的成功经验,共同增进疫苗安全性和公众信任。

日本的 HPV 疫苗接种项经验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的案例研究,揭示了若安全性问题应对失当,将显著影响公众信任和疫苗接种覆盖率。从最初的政策制定和危机沟通失效,到健康教育缺口和专业人员应对缺失,日本的实践轨迹凸显了疫苗推行与监管中的关键脆弱环节。通过审视其治理缺陷及后公众信任重建的举措,总结关键经验,可为其他国家制定更具韧性、透明度和包容性的免疫政策与危机应对策略提供参考。

撰稿整理:吴梦、刘舒丹、潘张旸、刘琴

编译:朱姿颐

编辑排版:李睿彤

References

[1] Miyagi, E. (2024).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vaccination in Jap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Research50(S1), 65–71. https://doi.org/10.1111/jog.16020

[2] Ikeda S., Ueda Y., Yagi A., et al. Hpv vaccination in japan: What is happening in japan? Expert Rev Vaccines. 2019, 18(4): 323-325.

[3] Takahashi, T., Ichimiya, M., Tomono, M., Minoura, R., Kinoshita, T., Imanishi, Y., Sakamoto, M., Mitsunami, M., Song, M., Inaba, K., & Shigemi, D. (2025). Overcoming HPV vaccine hesitancy in Japan: A narrative review of safety evidence, risk communication, and policy approaches. Vaccines13(6), 590. https://doi.org/10.3390/vaccines13060590

[4] Suzuki S., Hosono A. No association between hpv vaccine and reported post-vaccination symptoms in japanese young women: Results of the nagoya study. Papillomavirus Res. 2018, 5: 96-103.

[5] Fukushima W., Hara M., Kitamura Y., et al. A nationwide epidemiological survey of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diverse symptoms similar to those following 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ation: Background prevalence and incidence for considering vaccine safety in japan. J Epidemiol. 2022, 32(1): 34-43.

[6] Sekine M., Yamaguchi M., Kudo R., et al. Suspension of proactive recommendations for hpv vaccination has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hpv infection rates in young japanese women: Real-world data. Lancet Reg Health West Pac. 2021, 16: 100300.

[7] Simms K.T., Hanley S.J.B., Smith M.A., et al. Impact of hpv vaccine hesitancy on cervical cancer in japan: A modelling study. Lancet Public Health. 2020, 5(4): e223-e234.

[8] Ministry of Health, Labor and Welfare. Table of minutes of the conferences of the Vaccine Adverse Reactions Review Committee. https://www.mhlw.go.jp/stf/shingi/shingi-kousei_284075.html

[9] Nishioka E. [historical transition of sexuality education in japan and outline of reproductive health/rights]. Nihon Eiseigaku Zasshi. 2018, 73(2): 178-184.

[10] Katsuta T., Moser C.A., Offit P.A., et al. Japanese physicians’ attitudes and intentions regarding 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e compared with other adolescent vaccines. Papillomavirus Res. 2019, 7: 193-200.

[11] Namba, M., Kaneda, Y., & Kotera, Y. (2023). Breaking down the stigma: reviving the HPV vaccination trust in Japan. QJM116(11), 895–896. https://doi.org/10.1093/qjmed/hcad146

其他新闻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