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免疫规划新疫苗引入的筹资:现况、机遇与对策

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未纳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资助范围的国家,在疫苗可预防疾病防控中面临严峻挑战。由于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其疫苗覆盖率和新疫苗引入进程可能滞后于获得国际援助的低收入国家。中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自2008年以来,中国国家免疫规划(NIP)中未引入任何新疫苗(包括WHO推荐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人乳头瘤病毒疫苗、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轮状病毒疫苗),原因之一是免疫筹资方面的障碍。

近期,由张馨予、陈姝、朱坤、汤胜蓝发表于BMJ Global Health的一项研究“中国国家免疫规划引入新疫苗的筹资:挑战与行动方案”,收集了中国财政部有关国家免疫规划筹资和公共卫生支出水平的定量数据,结合利益相关者的半结构式访谈,系统分析了中国NIP筹资的现状、挑战,提出优化路径的建议,旨在为完善免疫规划体系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中国NIP的筹资:十年趋势与国际比较

作为国家免疫规划资金的主要来源,中国中央政府在常规免疫接种方面的支出 从 2013 年的 3.11 亿美元翻了一番,到 2021 年达到峰值 7.45 亿美元,但在 2022 年降至 6.07 亿美元(图1)。文章指出,虽然中央政府对国家实施免疫规划的资金投入在过去十年中普遍增加,但趋势存在波动,而且自 2022 年以来支出有所减少,这主要与出生人口的减少有关。如换算成每名出生儿童的常规免疫接种投资,中央政府对每名 6 岁以下儿童的常规免疫接种投资从 2013 年的 2.85 美元增至 2021 年的峰值 7.20 美元,然后降至 2022 年的 6.30 美元。

如横向比较我国针对其他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的专项拨款,2024 年,国家免疫规划、艾滋病和结核病的预算拨款分别为 4.56亿美元、9.81 亿美元和 1.79亿美元,而三个项目覆盖的人群基数(基于2022年数据)分别为9 642万6岁以下儿童、122万艾滋病毒感染者[1]和50万结核病患者[2]。

图1 2013–2022年中国中央政府常规免疫规划支出情况

注:图A:左侧纵轴表示我国中央政府常规免疫规划支出(柱状图),右侧纵轴表示常规免疫规划支出占中央政府公共卫生总支出的比例(折线图),该比例由中央常规免疫规划支出除以中央公共卫生总支出计算得出。图B:左侧纵轴表示我国中央政府常规免疫规划人均支出(0–6岁儿童,柱状图),右侧纵轴表示0–6岁儿童数量(折线图)。儿童数量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3)》和《中国统计年鉴(2023)》

与全球平均水平和许多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免疫规划人均支出处于较低水平。中国每个活产婴儿的常规免疫支出低于2017年62 美元的全球平均水平。本研究同样发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免疫支出数据,中国在每名活产婴儿的常规免疫投入,远低于所研究的发达国家的投入,也低于如巴西、墨西哥、泰国、南非和菲律宾等中等收入国家(图2A)。同样,与上述国家相比,中国用于常规免疫的卫生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份额和政府常规免疫支出占政府卫生支出份额都是最低的(图2B)。

图2 中国常规免疫规划支出与部分不符合Gavi资助条件的国家对比

注:图A:以联合国《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中0岁人口数为分母;

图B:分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对于按当地货币统计的各国支出,采用世界银行汇率统一转换为美元;

国家按收入组别分类,各组内按2023年人均GDP(世界银行现价数据,单位:美元)升序排列,具体数值依次为:3725.6美元、6253.2美元、7171.8美元、10 043.6美元、12 614.1美元、13 926.1美元、33 121.4美元、62 536.7美元、64 711.8美元。

缩写: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DP,国内生产总值。

NIP引入新疫苗的筹资:障碍与挑战

1)医保作为筹资来源的制度壁垒

在全球许多国家,将医疗保险资金作为国家免疫规划的筹资来源十分普遍,表2列举了部分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使用不同医保计划支付免疫接种的实践。

但根据中国《医疗保障法》的规定,国家医保资金不得用于支付任何公共卫生项目或服务,包括疫苗和免疫接种服务;但该规定在新冠疫情期间有所“松动”,用于支付新冠疫苗的接种,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将医保基金用于预防性医疗服务支出。文章也指出,同期类似的操作也因违反法规而终止——四川省成都市在 2021 年 9 月前允许使用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付狂犬病疫苗接种费用,但随后终止执行。当前,国家免疫规划唯一的资金来源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其中,疫苗采购支出由中央政府出资,管理和运营支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2015年数据显示,中央与县级财政分别承担39%和18%的NIP经费(目前尚无更新数据)。单一地依赖财政筹资来源以及县域层面财政能力的差异,或对免疫规划引入新疫苗及其可持续性等带来挑战。

1 部分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医疗保险计划常规免疫接种筹资实践

国家类别国家名称医疗保险计划类别筹资实践
高收入国家美国私人保险/军人医疗保险/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私人保险计划免费覆盖推荐疫苗;军人保险覆盖现役军人全部推荐疫苗;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覆盖多数儿童疫苗(可能需共付费用)
德国公共健康保险所有公共健康保险公司支付疫苗接种委员会推荐疫苗的费用
日本国民健康保险《预防接种法》要求通过国家和地方税收补贴常规免疫接种,最终由国民健康保险支付
中等收入国家印度尼西亚国家健康保险免疫接种纳入印尼国家健康保险医保报销目录,采用按人头付费方式支付给服务提供方
泰国全民覆盖计划(UCS)通过国家健康保险计划—“全民覆盖计划”统一采购疫苗和免疫接种服务(含新生儿疫苗接种和国家扩大免疫规划疫苗)

表2 部分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医疗保险计划常规免疫接种筹资实践

国家类别国家名称医疗保险计划类别筹资实践
高收入国家美国私人保险/军人医疗保险/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私人保险计划免费覆盖推荐疫苗;军人保险覆盖现役军人全部推荐疫苗;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覆盖多数儿童疫苗(可能需共付费用)
德国公共健康保险所有公共健康保险公司支付疫苗接种委员会推荐疫苗的费用
日本国民健康保险《预防接种法》要求通过国家和地方税收补贴常规免疫接种,最终由国民健康保险支付
中等收入国家印度尼西亚国家健康保险免疫接种纳入印尼国家健康保险医保报销目录,采用按人头付费方式支付给服务提供方
泰国全民覆盖计划(UCS)通过国家健康保险计划—“全民覆盖计划”统一采购疫苗和免疫接种服务(含新生儿疫苗接种和国家扩大免疫规划疫苗)

2)昂贵的非免疫规划疫苗

非免疫规划疫苗的价格昂贵是影响我国NIP引入新疫苗的另一障碍。由于非免疫规划疫苗为省级层面进行招标,区县疾控再单独下订单采购,议价能力有限,导致疫苗价格长期居高不下,例如进口PCV13价格基本维持在100美元/剂,国产PCV13价格区间为68.8-84.7美元/剂,远高于泛美卫生组织(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PAHO)集中采购的13美元/剂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中等收入国家提供的15-25美元/剂的水平。根据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hina CDC)2023年开展的初步测算,以新生儿数量下降情况、基于国家采购免疫规划疫苗机制的可能降价幅度,结余的财政预算空间均无法纳入任一当前未纳入NIP的非免规疫苗。

3)复杂的新疫苗引入决策机制

通常,NIP调整和扩容的主要决策者是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技术支持。财政部在政策调整草案提出后,负责预算估算,并在政策调整后提供财政支持。文章指出,财政部并未参与最初的免疫筹资计划讨论,具体到政策调整的决策机制(如决策流程和使用何种证据)以及相关决策机构职责划分也并不明确。此外,NIP管理体系中的其他障碍包括人力资源不足、缺乏财政支持,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NIAC)和技术工作组定期会议频率低、缺乏长期规划、缺乏如何使用不同类型的证据的明确指南等。

免疫规划筹资优化:机遇窗口与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免疫规划发展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政策层面,国家顶层设计为免疫规划扩容提供了明确方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免疫规划列为优先发展领域。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7 年发布了关于加强疫苗供应和预防接种工作的文件,亦倡导循证引进新疫苗。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调动省市级资源,将部分疫苗纳入当地的民生项目或地方免疫规划中。新冠疫情也为国家医疗保险基金参与免疫接种的筹资提供了实践经验。随着国产疫苗研发能力的提升和市场竞争的加剧,部分非免疫规划疫苗的价格呈现下降趋势,降低了国家免疫规划扩容的财政门槛。

基于此,研究团队对中国国家免疫规划筹资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优化建议:

1)增加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的资金投入。文章认为,免疫接种是全球公认的健康投资回报率高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提高免疫规划整体的资金投入对于确保各地区的健康公平、提升免疫覆盖有重要意义。另外,或可考虑通过调整其他公共卫生项目支出的结构释放部分资金——如将艾滋病和结核防治项目中诊断和治疗费用交由医保资金支付;以及作为过渡的筹资策略,考虑将有限财政资源优先倾斜于欠发达地区或弱势人群的免疫接种。

2)拓宽免疫规划的筹资渠道。证据表明,引入许多非免疫规划疫苗具有成本效果,通过减少可避免的诊断和治疗支出,甚至部分情形下可以节省成本。文章建议,政府可考虑通过修订《医疗保障法》,允许将疫苗纳入医保报销覆盖范围中,使用国家医保支付或一定程度上补贴免疫接种费用。

3)鼓励国内企业研发和生产非免规疫苗,优化疫苗招采策略。除了扩大政府的投入外,通过优化疫苗的招采策略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疫苗价格,也可以提升政府免疫规划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买方和支付方角色的整合,以量换价,提升政府采购的议价能力;但同时也吸取药品集中采购的经验,合理管理和平衡降价空间,鼓励我国疫苗产业的健康发展。

4)优化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的决策机制。建议在免疫规划调整初期即引入筹资相关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讨论,根据高质量的证据、数据,制定可行和可持续的筹资战略。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明确各方责任(包括卫健委、疾控局和财政部),加强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技术支持作用。在决策机制方面,可参考世卫组织建议的EtR(Evidence-to-Recommendation)框架,明确新疫苗引入的决策机制。

[1] 指现存活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AID病患者

[2] 所有新发和复发结核病例以及有未知结核治疗史的病例

编译撰稿:潘张旸

审核校对:张馨予

排版编辑:刘子祺

文献原文

Xinyu Zhang, Shu Chen, Kun Zhu, Shenglan Tang. Financing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vaccines to the national immunisation programme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options for action. BMJ Global Health 2025;10:e017970.

其他新闻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