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rch
Close this search box.

多维度推动接种政策,促进中国流感疫苗应用

姜玢杉
曹琰琳
冯录召

摘要

流感每年可导致全球约300万-500万例重症病例和约29万-65万例呼吸系统疾病相关死亡。流感常常在学校、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快速传播,易发生暴发疫情。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及其并发症最为经济有效的手段。我国近年流感疫苗接种率仅2%-4%,远不及发达国家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为加强流感疫苗接种,许多国家在政策倡导、提升疫苗接种的可及性、激励疫苗接种服务提供方的积极性、监测流感疫苗接种行为与社会驱动因素等方面有丰富的成功经验,其干预措施有效提高了流感疫苗接种率。

本文通过梳理归纳我国流感疫苗接种的现状及问题,对比各国流感疫苗接种政策应用效果,以期借鉴其成功经验,为促进我国流感疫苗接种提供策略建议及思路。建议我国未来从加强健康科普、筹资机制、服务体系、研发生产、应用评价等角度采取综合政策干预,从而提高公众对流感及疫苗的认识,改善预防接种可及性和便利性,减轻支付费用负担,保障企业生产和市场供应,产生高质量的研究证据,以期持续推动流感疫苗应用和纳入免疫规划项目。

流感每年可导致全球约300万-500万例重症病例和约29万-65万例呼吸系统疾病相关死亡,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容易发生暴发疫情,对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等人群危害严重。研究估计,2010-2011至2014-2015流行季,我国平均每年有8.8万例流感相关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其中60岁及以上老人流感相关超额死亡数占全人群的80%[1]。儿童发病风险约为成人的1.5-3倍;孕妇在妊娠期间感染流感会增加重症和死产风险。一项系统综述分析了我国流感所致经济负担,其中全年龄组门诊病例768-1000元/人次、住院病例平均9832元/人次,5岁及以下儿童和60岁以上老年人住院病例的直接医疗费用远高于其他人群[2]。大量研究证明,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受种者罹患流感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同时避免患流感后传染给他人的风险[3,4]。近年来,我国加大流感疫苗接种的政策倡导力度。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均倡导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建议重点人群主动接种流感疫苗、鼓励地方实施特定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本文通过回顾我国流感疫苗接种现状、影响因素,梳理相关国际经验,提出促进我国流感疫苗应用的政策建议,为流感防控工作提供参考。

一、中国流感疫苗接种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流感疫苗在我国属于居民自愿接种的非免疫规划疫苗,部分地区针对特定人群实施免费接种项目。国内供应的疫苗来自12家企业,包括灭活(裂解、亚单位)疫苗、减毒活疫苗,从价次分三价和四价疫苗,居民自费接种的价格在60-400元不等。根据疫苗批签发量推算,2010-2023年我国全人群流感疫苗的接种率维持在2-4%(图1)。调查显示,2020-2021和2021-2022流行季我国总体接种率为3.2%和2.5%[5],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其中网络调查显示医务人员接种率为43.7%和35.4%[6]。我国流感疫苗接种率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

1.流感疫苗接种犹豫仍比较普遍。公众和专业人士对流感严重性的认识存在误解,对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缺乏信心。调查显示,“认为自己身体好,不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即使得流感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是导致人们产生流感疫苗犹豫的主要原因;超过40%的公共卫生人员认为流感不会导致严重的疾病,18%的公共卫生人员和45%的医务人员表示自己对解答流感疫苗相关问题缺乏信心[7,8]。“担心被推荐者误解存在商业利益”“担心被推荐者(特别是孕妇、老年人)发生偶合反应”和“推荐疫苗接种不属于工作职责”是阻碍推荐流感疫苗行为的主要原因。

2.费用与流感疫苗接种率密切相关。受地区收入水平和自费价格影响,各地流感疫苗接种率差异显著。中国疾控中心调查显示,免费接种可使人群接种率超过50%,享受医保报销政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接种率[5],而自费接种地区的人群接种率低。2021-2022年度共有256个县区报告实施免费接种的人群接种率为38.3%,其中学龄前儿童26.1%、中小学学生62.8%、老年人32.9%、医务人员等其他职业人群40.2%;135个县区报告实施医保报销政策,报销比例为5%-100%不等,覆盖人群整体接种率为7.4%;均高于自费人群1.8%的接种率[5]。通过创新流感疫苗费用分担模式,可提高干预人群的接种率,研究证明采用“接力种”的方式在陌生人的捐赠下让有需要的人免费接种一针流感疫苗,可使儿童和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率可分别提高6.7倍和5.0倍[9]。接种费用也是影响企业员工接种行为的首要因素,由单位提供免费接种能显著提高员工接种率。

3.当前预防接种体系与实际需求不匹配。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是最佳时机,我国每年的接种工作集中在9-12月份。当前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服务主要依托于儿童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多数接种点仅在工作日开设1-2个半天提供流感疫苗接种,这与每年集中释放的接种需求不相适应。从接种服务角度导致供不应求,接种服务预约困难,造成可及性和便利性差;从疫苗应用角度导致供大于求,近三年疫苗报废率达20%-40%(见图1),使生产企业市场信心不足,不利于持续增加产能,提升大流行应对准备能力。

图1  2010-2023流感季中国流感疫苗批签发数量

近年来,各地积极响应国家层面出台的系列政策倡导文件、流感防控方案(见表1),取得了显著成效。仅2021年,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疾控机构共印发或转发流感疫苗相关政策文件128份,其中110份文件提及宣传教育工作,30份文件要求提高接种便利性,18份文件提出开展集中接种,35份文件对重点人群接种率提出了具体要求[10]。将老年人、中小学生、医务人员等流感疫苗接种纳入地区公共卫生项目或惠民政策的省市地区逐年增加。各地方陆续启动以免费接种为核心的公共卫生项目,通过采取项目组织动员与保障、宣传与健康教育、提升接种便利性等一揽子措施,显著提高了受益人群的接种率[11]。如浙江省从地区试点到省级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实施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以来,杭州市7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率由15%提升至40%[12];北京市自2007年开始持续为全市的在校中小学生和60岁及以上京籍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2020年受益中小学生和老年人接种率分别达到67.2%(93.2万剂次)、19.6%(74.3万剂次)。部分城市已将流感疫苗纳入相关医保支付范畴,可通过参保人员个人账户或家庭共济账户支付接种相关费用。

二、流感疫苗预防接种的国际经验

各国积极推动流感疫苗接种政策。截至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有65%(128个国家)将老年人、医务人员等高风险人群的流感疫苗接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或公共卫生项目[13]。针对高危人群(儿童、孕妇、医护人员、老年人、其他脆弱人群)的接种政策项目从2014年的34项(34/114,29%)增加至2018年的56项(56/118项,47%)(见表2)[14];根据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划分,自2013-2014年流感季至2017-2018年流感季,在57个高收入国家中的9个国家、58个中高收入国家中的15个国家、46个中低及低收入国家中的4个国家,新增了针对高风险人群的流感疫苗政策[15]。截至2020年,至少51个成员国已实施医务人员流感疫苗接种的国家政策[15]。在东地中海区14个国家已计划在2025年前将流感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项目[16]。

流感疫苗接种促进策略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巴西等国的应用取得成效。以老年人为例,巴西接种率高达89%[17];英国65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率自2004年以来一直维持在70%以上;美国多年维持在60%以上,已接近75%[18];加拿大、西班牙、新西兰约为60-70%,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约为50-60%[19]。这些国家促进流感疫苗应用的措施主要包括:

1.政府的积极政策倡导。许多国家从政府层面针对流感疫苗采取经济激励、附加条件接种等策略。首先,巴西政府通过政策、法规和财政手段,保证了国家免疫规划中流感疫苗接种项目的可持续性,为医务人员制定了接种工作指南,使重点人群接种率达到80%以上[20]。其次,部分国家或地区出台强制接种策略有效提高流感疫苗接种率。35个中美、南美国家中有32个出台政策倡导医务人员流感疫苗接种[21]。美国和加拿大卫生行政部门为减轻医务工作者及患者的感染风险,规定医务工作者和养老院工作人员强制接种流感疫苗[22]。实施附加条件接种政策,即未在规定时间内接种流感疫苗者将被辞退,使得美国某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的接种率从实施前的71%提升到98.4%[23]。

2.提升接种服务的可及性。疫苗接种服务的可及性包含疫苗接种地点的便利性、疫苗的分发、可负担性。在疫苗接种地点的种类和数量方面,美国流感疫苗接种点已涵盖药店、超市、私人诊所、医院等多种场所;葡萄牙在2008-2014年间将设置疫苗接种的药店数量由57.5%提高至76.4%[24],提高了受种者的满意度及疫苗接种的便利性[25];挪威实施药店接种流感疫苗政策后,接种率由2016-2017季节的26.9%逐年提高至2019-2020季节的59%[26]。在疫苗的分发和可负担性方面,巴西通过授权医务人员为目标人群接种疫苗、简化接种流程、提供免费接种等策略,实现超过83%的儿童及孕妇和95%的医务人员接种流感疫苗。自1999年起,巴西政府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实施免费接种,设置约73.7万个疫苗接种点,使老年人的流感疫苗覆盖率超过70%[27]。

3.落实服务提供方的激励政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将重点人群的流感疫苗接种率作为医务人员的绩效考核指标。英国通过向全科医生提供流感相关宣教材料,同时实施绩效激励策略,鼓励医务人员完成既定流感疫苗接种率目标后,给予经济或物质激励,促进医务人员接种和推荐流感疫苗[28]。此外,一些创新性的激励措施也可提升医务人员的接种意愿,2017年英国伯明翰儿童医院等机构实施一项接种行动,当一名医务人员完成流感疫苗接种后,医疗机构将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或母亲捐赠10支破伤风疫苗,该措施使这些机构的医务人员流感疫苗接种率达到95.7%[29]。

4.多渠道宣传与干预策略。欧洲15个国家流感疫苗接种情况提示,政府部门对流感疫苗接种率的监测、发送免费接种疫苗的短信提醒是促进目标人群接种的重要影响因素[30]。美国则通过媒体宣传,不仅将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率提高了8%,还将接种时间提前1.8-4.1天[31]。在墨西哥、巴西通过监测疫苗虚假宣传信息,积极应对反疫苗运动,有效提升了接种率[32]。社会网络干预对提升流感疫苗接种意愿也有显著效果,提供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疫苗的积极信息及接种经验等信息干预,参与者流感疫苗的接种意愿及推荐他人接种的意愿分别达到94%和87.2%[33]。

三、促进我国流感疫苗应用的措施建议

接种流感疫苗可显著降低罹患流感及并发症的风险[34],有效减少流感相关疾病的门急诊、住院和死亡人数,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35]。因此,为降低流感对公众的健康危害和经济负担,我国应采取综合政策措施积极推动流感疫苗预防接种工作。

1.提高公众对流感的认识,增强疫苗信心。新冠背景下流感和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卷土重来”,为开展疾病防治的健康宣教、提高疫苗认识、增强疫苗信心、推动接种实践提供了契机。健康教育应针对公众对流感及疫苗的认识误区,找准有效途径,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中小学生等免费项目覆盖的人群,研究接种的影响因素和有效干预措施,开展精准的宣传与科普:提高媒体关注度,针对不同人群认知差异,优化流感防控宣传的内容、形式和投放渠道;通过政策宣传倡导、继续教育等方式提升医务人员对流感疫苗效果的认识,促进其接种并向高危人群推荐[36];充分发挥医疗卫生与疾控机构的主体作用,与街道、教育、公安、民政、企事业单位等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利用临床医生、全科医生、签约家庭医生的推荐对提升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率的促进作用[37];鼓励居民主动参与、组织同伴教育,提高公众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

2.持续倡导流感疫苗多渠道筹资,降低费用负担。建议逐步推行老年人、中小学生、医务人员等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力争将流感疫苗接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畴。有条件的地方可参照北京、浙江、深圳等地经验,通过惠民工程、公共卫生项目等,将重点人群的流感疫苗接种逐步纳入地方免疫规划项目。其他地区应设计实施灵活的医保支付机制,通过量价谈判降低疫苗价格,设定报销比例,可借鉴福建、贵州等地做法,将流感疫苗纳入个人医保账户结余资金使用范围,发展家庭共济保障、医保商保衔接融合。中央政府可通过差异化的财政补助策略,对中低收入地区投入倾斜,鼓励和支持更多地方实施流感疫苗接种项目。此外,借助企事业单位员工工会、社会捐赠等多种筹资途径作为补充。

3.完善免疫服务体系,促进医防融合。大规模的新冠疫苗接种行动,为流感等其他成年人疫苗接种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鼓励各级医疗机构设立成人预防接种门诊,通过继续教育、职业培训等不断强化医务人员的公共卫生和预防职责,探索临床医生开具疫苗的处方权,将预防接种工作纳入医疗机构考评体系,提高医务人员推荐接种流感疫苗的积极性。同时,建立预防接种服务的免责机制和接种不良反应补偿机制,消除医务人员推荐疫苗的顾虑。

4.关注重点人群,提升接种便利性。医疗机构可设置接种门诊或临时接种点,向医务人员提供免费、便捷的接种服务;针对养老机构、康复机构设置临时接种点,为高龄老年人开设绿色通道、上门接种、监测随访,切实提高疫苗接种便利性和服务质量;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卫生健康和疾控机构提供入校集中接种服务提高学生接种率,降低学生因病缺课率,缩小城乡学校间差异[38],促进健康公平;成人流感疫苗接种采用预约管理制,延长工作日接种时间,增加周末开放门诊,保证居民接种需求。

5.优化供需机制,增强企业生产信心。流感疫苗需根据每年WHO更新的病毒株组织生产,生产量靠企业预估。市场需求波动和不确定,导致供需矛盾明显,主要呈现供大于求,部分季节剩余疫苗过多进行销毁造成浪费严重,使企业对下一年供应缺乏信心。建议可借鉴国际经验,与企业签订流感疫苗长期(如不低于五年)的合同,带量采购、以量保供,不仅能分担市场风险,还能通过不断提升疫苗覆盖率促进企业产能稳定增长。政府和疾控部门提前评估需求量,了解预约接种信息,搭建供需对话平台,建立供需联动机制,及时与企业共享信息,增强企业生产和供应信心,满足公众接种需求,减少疫苗浪费。

6.广泛开展科学研究,产生高质量决策证据。加大新型流感疫苗研发支持力度,加快新型流感疫苗上市应用,专项支持科研机构开展广谱通用型流感疫苗的基础研究,解决现有流感疫苗保护效果不理想和需要每年接种的问题,提升公众接种疫苗意愿,同时可为流感大流行应对准备提供工具和技术保障。呼吁交叉学科共同开展流感疫苗的实施性研究,推动流感疫苗在我国真实世界应用的监测和评估,明确流感疫苗犹豫和接种的驱动因素,全面分析流感疫苗政策实施的障碍、挑战和机遇,形成高质量的研究证据。

致谢

本研究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INV-034554)支持的“疫苗与免疫服务提供创新实验室”项目产出。盖茨基金会未参与本文内容设计、分析、写作等。本文内容完全由作者负责,不代表资助者的任何观点。

我们诚挚感谢昆山杜克大学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的鼎力支持,以及所有合作大学、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提供的技术支持。此外,特别感谢为此简报提出宝贵意见和技术支持的各位专家,尤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张佳慧研究员、刘胜兰副研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余文周主任,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汤胜蓝教授、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高级咨询顾问陈姝博士的宝贵建议和帮助。此外,还特别感谢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杜珩博士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1] Li L, Liu Y, Wu P, et al. Influenza-associated excess respiratory mortality in China, 2010–15: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Lancet Public Health 2019, 4(9): e473-e481.

[2] 朱爱琴,郑亚明,秦颖,等. 中国流感经济负担研究系统综述[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9(10):1043-1048.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Vaccines against influenza: WHO position paper – May 2022 [Z]. WHO Weekly epidemiological record. 2022, 97(19): 185–208.

[4] 冯录召,姜明月,伊赫亚,等. 《世界卫生组织流感疫苗立场文件(2022年版)》解读[J]. 中华医学杂志,2022,102(30):2315-2318.

[5] 赵宏婷, 彭质斌, 倪兆林, 等. 2020-2021和2021-2022年度流感流行季我国流感疫苗接种政策和接种情况调查[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22, 56(11): 1560-1564.

[6] Ma L, Han X, Ma Y, et al. Decreased influenza vaccination coverage among Chinese healthcare work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fect Dis Poverty. 2022;11(1):105.

[7] Yi H, Cao Y, Zhao J, et al. Attitudes Regarding Influenza Vaccination Among Public Health Worker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 China, September 2022. China CDC Wkly. 2023;5(6):137-142.

[8] Jiang B, Cao Y, Qian J, et al. Healthcare Workers’ Attitudes toward Influenza Vaccination: A Behaviour and Social Drivers Survey. Vaccines (Basel). 2023;11(1):143.

[9] Wu D, Jin C, Bessame K, et al. Effectiveness of a pay-it-forward intervention compared with user-paid vaccination to improve influenza vaccine uptake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among children and older adults in China: a quasi-experimental pragmatic trial. Lancet Infect Dis. 2022;22(10):1484-1492. doi:10.1016/S1473-3099(22)00346-2.

[10] 苏锦锋, 王璇, 时云志, 等. 基于卫生系统宏观模型对我国流感疫苗应用政策的分析[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22, 56(7): 1023-1026.

[11] 彭质斌, 王大燕, 杨娟, 等. 中国流感疫苗应用现状及促进预防接种的政策探讨[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8,39 (8): 1045-1050.

[12] Che X, Liu Y, Gu W, et al. Analysis on the inten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ree influenza vaccination among the elderly people aged 70 and above in Hangzhou in 2022. Front Public Health. 2023;10:1052500.

[13] Wallace AS, Ryman TK, Privor-Dumm L, et al. Leaving no one behind: Defining and implementing an integrated life course approach to vaccination across the next decade as part of the immunization Agenda 2030. Vaccine. 2022;S0264-410X(22)01452-9.

[14] Morales KF, Brown DW, Dumolard L, et al. Season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policies in the 194 WHO Member States: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influenza pandemic preparedness and the challenge of sustaining equitable vaccine access. Vaccine X. 2021;8:100097.

[15] Young S, Goldin S, Dumolard L, et al. National vaccination policies for health workers – A cross-sectional global overview. Vaccine. 2023;S0264-410X(23)00518-2.

[16] Attia R, Abubakar A, Bresee J, Mere O, Khan W. A review of policies and coverage of season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programs in the WHO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 Influenza Other Respir Viruses. 2023;17(3):e13126.

[17] Brazilian Health Ministry. Departamento de informática do SUS (DATASUS). http://sipni.datasus.gov.br/si-pni-web/faces/relatorio/ consolidado/coberturaVacinalCampanhaInfluenza.jsf.

[18] USCDC. Flu Vaccination Coverage, United States, 2021–22 Influenza Season. https://www.cdc.gov/flu/fluvaxview/coverage-2022estimates.htm

[19] Nuffield Trust & The Health Foundation. Adult flu vaccination coverage. https://www.nuffieldtrust.org.uk/resource/adult-flu-vaccination-coverage

[20] González-Block MÁ, Portillo SPD, Laguna JA, et al. 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to influenza vaccination observed by officers of national immunization programs in South America countries with contrasting coverage rates. Cad Saude Publica. 2022;38(3):e00045721.

[21] Ropero-Alvarez AM, Kurtis HJ, Danovaro-Holliday MC, et al. Expansion of season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in the Americas. BMC Public Health. 2009;9:361.

[22] Gruben V, Siemieniuk RA, McGeer A. Health care workers, mandatory influenza vaccination policies and the law. CMAJ. 2014;186(14):1076-1080.

[23] Babcock HM, Gemeinhart N, Jones M, et al. Mandatory influenza vaccination of health care workers: translating policy to practice. Clin Infect Dis. 2010 Feb 15;50(4):459-64.

[24] Kirkdale CL, Nebout G, Taitel M, et al. Implementation of flu vaccination in community pharmacies: Understanding the barriers and enablers. Ann Pharm Fr 2017; 75(1): 9-16.

[25] Ribeiro Parracha E. Pharmacist´ s role in flu immunisation; 2022.

[26] Czech M, Balcerzak M, Antczak A, et al. Flu Vaccinations in Pharmacies-A Review of Pharmacists Fighting Pandemic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20;17(21):7945.

[27] Donalisio MR. Brazilian policy for influenza vaccin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Cad Saude Publica. 2007 Mar;23(3):494-5.

[28] Liaqat A, Gallier S, Reeves K, et al. Examining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performance-based financial incentive systems: a case study using NHS staff influenza vaccination rates from 2012/2013 to 2019/2020. BMJ Qual Saf. 2022 Sep;31(9):642-651.

[29] NHS. Hospital Trust wins national award for flu campaign. https://bwc.nhs.uk/news/hospital-trust-wins-national-award-for-flu-campaign-667/

[30] Blank P, Schwenkglenks M, Szucs TD. The impact of European vaccination policies on season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coverage rates in the elderly. Hum Vaccin Immunother. 2012 Mar;8(3):328-35.

[31] Yoo BK, Holland ML, Bhattacharya J, et al. Effects of mass media coverage on timing and annual receipt of influenza vaccination among Medicare elderly. Health Serv Res. 2010 Oct;45(5 Pt 1):1287-309.

[32] 冯录召,李中杰. 他山之石:流感疫苗高接种率国家的免疫政策和关键要素分析[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9,53(10):968-972.

[33] Liao Q, Fielding R, Cheung YTD, et al. Effectiveness and Parental Acceptability of Social Networking Interventions for Promoting Season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Among Young Childre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Med Internet Res. 2020 Feb 28;22(2):e16427.

[34] Behrouzi B, Bhatt DL, Cannon CP, et al. Association of Influenza Vaccination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A Meta-analysis. JAMA Netw Open. 2022 Apr 1;5(4):e228873.

[35] Yang J, Atkins KE, Feng L, et al. Cost-effectiveness of introducing national season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for adults aged 60 years and above in mainland China: a modelling analysis. BMC Med. 2020;18(1):90.

[36] Rashid H, Yin JK, Ward K, King C, Seale H, Booy R. Assessing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Influenza Vaccine Uptake Among Health Care Workers. Health Aff (Millwood). 2016;35(2):284-292.

[37] Roller-Wirnsberger R, Lindner S, Kolosovski L, et al. The role of health determinants in the influenza vaccination uptake among older adults (65+): a scope review. Aging Clin Exp Res. 2021;33(8):2123-2132. 3

[38] Yoo BK, Schaffer SJ, Humiston SG, et al. Cost effectiveness of school-located influenza vaccination programs for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BMC Health Serv Res. 2019 Jun 24;19(1):407.

作者简介

姜玢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染病流行病学、疫苗实施科学、疫苗政策相关研究等,以第一或共同作者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曹琰琳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为疫苗行为科学、疫苗政策相关研究等,以第一或并列第一作者在Chinese Medical Journal、China CDC Weekly发表研究论文。

冯录召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病原体感染防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兼任WHO新型流感疫苗全方位价值评估咨询组专家、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首批成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疫苗与健康分会会长、北京预防医学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主要为传染病流行病学、群医学。

其他简报

HPV疫苗惠民政策的区域探索及改善策略

我国女性宫颈癌年龄标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快速上升,且发病呈年轻化趋势,加速推广和普及HPV疫苗意义重大。2021年起,多个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支持HPV疫苗接种政策,以免费、定额补贴等方式推进适龄女性接种HPV疫苗,提高了当地适龄女性HPV疫苗接种率,并起到了积极示范效应。本文梳理了各地惠民接种政策的主要做法及在接种策略优化、疫苗价格谈判、疫苗产能分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遇到的困难,提出可参照WHO建议减少接种剂次、优化补贴策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取消学籍或户籍限制扩大目标人群规模、普及疫苗接种核心信息,消除公众误解、建立长效筹资机制等方式进一步优化各地接种策略,并通过价格谈判、联合采购等方式降低疫苗接种成本,支持引导企业扩大疫苗产能,对各地惠民接种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组织经验交流,扩大项目影响力,支持更多地区推进HPV疫苗接种。

详情 »

家庭、社区、社会协力合作 提升我国儿童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水平

与免疫规划疫苗相比,我国0-6岁儿童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水平偏低,且存在地区和人群差异。家庭、社区及社会多层面因素都会影响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水平。在家庭层面,家长对疫苗的认知及态度会影响儿童的疫苗接种率;在社区层面,医务人员的推荐意愿、基层卫生服务工作者对弱势群体的管理,以及接种服务的可及性会对儿童非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社会层面,非免疫规划疫苗的政策优惠、媒体传播、疫苗安全重大事件以及疫苗质量监督管理体系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为提升我国儿童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水平,我们提出以下应对措施:增加儿童家长获取预防接种知识途径,加大非免疫规划疫苗宣传力度;提高基层医务人员接种知识和接种技术并建立激励机制;多种方法降低公众对疫苗安全的担忧;多渠道降低自费疫苗价格;提高疫苗供应以及服务可及性。

详情 »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