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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经验对我国非免规疫苗招采与配送的启示

张灿
潘张旸
谢烨炜
Claire Ridley
余亦非
张佳慧

摘要

非免疫规划疫苗在重点传染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前我国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依然存在价格较高、接种率较低等问题。其原因包括采购主体较为分散、缺乏有效的议价机制、采购遴选标准较为粗放单一、疫苗配送管理集中度和精细化程度不足等。可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经验,完善我国非免疫规划疫苗的招采配送机制,为进一步提高重点非免疫规划疫苗可及性创造更好条件。

Executive Summary

Non-national immunization program (non-NIP) vaccines are significant i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key infectious diseases. However, China continues to struggle with high prices and low vaccination rates for non-NIP vaccinations.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many factors such as dispersed procurement entities, a lack of effective price bargaining mechanisms, insufficient systematic supplier selection criteria, and insufficient vaccine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In this article, we draw on the established practic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providing suggestions on enhancing China’s non-NIP vaccination procurement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The first suggestion is to explore innovative procurement models, such as strengthening provincial purchasing functions,  forming purchasing alliances to increase bargaining power, and using innovative tendering models that tie quantity to price. The second suggestion is to refine supplier selection standards by including factors beyond price, such as order response and delivery risk, in the supplier selection process. The third suggestion is to optimize vaccine distribution services by adopting a 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system to utilize the economy of scale and considering the method of outsourcing to third-party providers. Finally, long-term contracts can assist in lowering supplier risk and ensure supply stability for vaccinations with high demand uncertainty, especially for the case of the influenza vaccines.

一、我国非免疫规划疫苗招采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与免疫规划疫苗国家集中招采不同,我国非免疫规划疫苗招采主体非常分散。非免疫规划疫苗由各省级组织首次遴选形成推荐目录,再由区(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次遴选进一步缩小疫苗种类,之后进入省公共资源平台由区(县)级疾控机构按需采购[1]。同时,各省采购方案并不统一,在中标价格确定、配送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如定标方式主要分为评审、竞价、谈判和综合模式[2],部分省对投标企业的报价进行限制[3];配送方面目前多数采用外包供应链的配送模式,由受委托的第三方冷链物流公司依据规范进行疫苗存储、配送工作[4],少数采用内部供应链模式,即由政府部门管理疫苗流通的整个过程,实行“疫苗生产企业-省级疾控中心-各级疾控中心-接种单位”的配送流程。这种高度分散的招采配送模式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省级部门往往“只招不采”,缺乏有效的议价机制。目前,非免疫规划疫苗由各省级组织首次遴选形成推荐目录,再由区(县)级组织二次遴选及按需采购。该模式下实际招采主体非常分散,从而缺乏有效的议价机制。首先,在省级进行首次遴选时,由于省级机构不进行直接采购,因此无法形成有效的需求量,从而缺乏与厂商议价的筹码。其次,各区(县)级组织进行采购时采购量小,亦无法通过足够的规模与厂商进行议价。加之非免疫规划疫苗是自愿接种,受季节性流行病趋势等多种因素影响,各年度接种需求存在较大波动;面对需求的不确定性,各厂商往往不愿意下调价格。对2016-2022年各省非免疫规划疫苗的采购政策回顾显示[2],12个省份在采购要求中纳入了限价规定,部分省份建立了价格动态调整和监管机制。然而,独家品种企业的降价压力并不明显,基本维持全国统一价;只有两到三家企业生产的品种,同品种企业之间或存在价格协同[3]。数据显示,2020年度非免疫规划疫苗价格总体保持上涨趋势[5],江西省2020年重组戊型肝炎疫苗的价格较福建省2019年执行的目录价上涨3.8倍[5]。

二是采购遴选标准较为粗放单一。省级机构进行非免疫规划疫苗遴选原则主要考量企业资质和企业提报的价格相关信息,且产品价格权重在决策中的占比较大,未纳入对企业产品交付风险、产品质量等指标的综合评估[1]。尽管22个省份建立了针对企业违约行为的诚信记录和市场清退制度[2],但整体缺乏可量化的评价体系建立长期而全面的反馈。在实践中,企业虽无恶意违约,但仍可能因多种外部不确定因素影响交付。如湖北省2017年非免疫规划疫苗省级集采的实施分析[6]显示,部分采购品种发货量低于订单需求的80%,缺货原因包括进口量不足,或因季节性流行病情况变化无法快速增加供应。

三是疫苗配送管理集中度和精细化程度不足。近年来,各省针对非免疫规划疫苗的配送逐步引入第三方专业物流公司,但配送管理集中度不高。以江苏省为例,2023年共有超过20家企业承担非免疫规划疫苗的配送工作[7],物流成本由生产企业承担。这种低集中度的配送一方面不利于节约仓储和流通成本,增加了生产企业负担且进一步影响了企业对产品的定价,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疫苗配送全程监管的难度。多个省份尽管建立了疫苗追溯的信息系统,但并未完全与生产企业、配送企业的信息管理系统集成打通[8],依靠第三方电子追溯系统和疾控部门的开放式追溯体系还只能实现对每盒疫苗的全程监管,做不到“一人一支”的疫苗精准定位,冷链配送过程中实时温度监测结合GPS监控尚未实现,这些都对疫苗第三方配送管理过程中的安全性问题提出了挑战。

四是流感疫苗需求的不确定性和毒株的多样性增加了采购的挑战。流感疫苗的供应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与常规疫苗不同,流感疫苗的需求不确定性较大,需求预测更为困难。另一方面,由于流感毒株变种的多样性,厂商需要对流感疫苗每年进行更新,增加了厂商生产管理的难度。这些困难进一步增加了采购的挑战。如何有效地管理流感疫苗生产和采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降低采购价格的同时减少厂商面临的风险是另一个疫苗采购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二、欧美国家疫苗采购配送的主要经验

一是通过集中采购,将量与价挂钩,实现“以量换价”。通过集中采购,在采购过程中通过数量承诺等方式将量与价挂钩往往有利于压低价格。例如英国在招标过程中允许厂商根据不同的采购数量给出不同的报价(往往采购量越大价格越低),从而可以有效地利用规模经济,同时降低厂商风险。加拿大政府会在授予厂商合同之前要求各省或地区对其需求量进行估计,并要求各省或地区至少购买其估计量的75%,从而形成对厂商的数量保障。与此同时,如果有两个厂商中标,加拿大政府一般会根据两个中标厂商的价格差异来分配采购量。如2019年狂犬病疫苗采购合同中提到,如果两个厂商价格差异在20%或以下,则最低价厂商可保证采购数量为总采购量的60%;如果价格差异在20%以上、30%以下,则最低价厂商可保证总量的65%;如果价格差异在30%、40%以下,则最低价厂商可保证总量的70%。两个最低价格的投标厂商之间的价格差异越大,授予价格最低投标厂商的数量就越高。

二是基于综合评分系统遴选疫苗供应商,并根据采购商得分分配采购份额。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障部(DHSC)负责采购国民健康服务(NHS)覆盖的疫苗。在筛选厂商时,DHSC采用了一套较为全面的评分系统对厂商的投标方案进行评估,分别从疫苗价格、疫苗质量,及疫苗交付的风险三个维度进行打分。其中,没有达到最低疫苗质量要求的厂商将被一票否决,不再参与整体的打分评估。另外,在交付风险评估部分,厂商需要向政府报告其参与疫苗供应链的情况以供政府评估其相关风险。卫生部门将对每个厂商的总分进行排名,得分排前的厂商将被授予合同[9]。成功的投标方案会兼具安全性、有效性、可用性,并综合考虑价格以及之前的合同记录。同时,卫生部门倾向于尽可能授予多个厂商合同,并根据不同厂商得分情况分配采购份额。在对某类疫苗授予多个厂商合同的情况下,如百白破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采购,得分最高的厂商将获得至少51%的份额,剩余的份额将由得分最高的厂商和至少一个其他厂商分享[10]。

三是疫苗配送管理采取集约化方式以降低成本,同时加强信息化监管。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通过疫苗管理业务改进项目(Vaccine Management Business Improvement Project, VMBIP)进行疫苗配送集约化改革,委托最大的药品批发企业麦克森公司(McKesson Corporation)负责所有免费疫苗的配送工作,以削减州级和地区的库房数量,降低库存和仓储管理成本,同时配送商接管部分疫苗厂商的预留库存,联邦层面可在紧急状态下调配该资源[12]。英国也采用中央配送商模式负责全国的疫苗储存和分发服务,卫生部通过竞争性招标每3-5年拟定配送服务合同,配送商利用疫苗的战略储备稳定疫苗的供给[4]。日本通过信息化技术、温度传感技术,对疫苗冷链配送的全过程实施监控,并通过GPS定位系统在合理规划路线的基础上提高配送效率,并对部分温度要求严格的疫苗设置区域流通限制,从而减少疫苗在配送过程中的风险

四是采用长期合同策略降低流感等疫苗需求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流感疫苗的采购与分配由加拿大联邦、各省及属地的卫生部门联合协调。每年,这些相关机构都需要基于过往经验、流感季预测以及免疫规划项目来预估下一个流感季的疫苗需求。为了降低厂商风险,加拿大政府采取了与厂商签订长期合同的策略。例如,自2001年以来,GlaxoSmithKline (GSK) 一直是加拿大流感疫苗供应商之一;2022年七月,加拿大政府再次与GSK续签了初始期限四年、之后五年可每年一续的流感疫苗供应合同。合同条款包含了如流感大流行发生,政府最高采购量可达8000万剂次疫苗;同时合同也确保每年不少于400万剂次由公共财政负担的季节性流感疫苗的采购量。在极少数情况下,疫苗供应面临短缺,此时公共卫生局(Public Health Agency)会牵头协调各地卫生部门,通过调配库存、向厂商追加采购以及和PSPC统筹集中采购等措施,来确保疫苗短缺挑战的快速解决。

三、加强非免疫规划疫苗采购配送管理的策略建议

一是探索多重策略结合的采购模式创新、形成有效议价机制。吸收国内药品及发达国家疫苗集中采购的经验,探索我国非免疫规划疫苗采购模式的创新。例如,加强省级采购职能,形成由省级为单位的采购主体。同时探索多省联盟采购等方式进一步加强议价能力。针对独家品种产品或生产企业少于三家的产品,探索通过集采机制并结合预先市场承诺机制等新型采购模式,平衡疫苗需求的不确定性,通过“以量换价”争取更大的议价空间。同时,可通过数据平台的完善,促进跨省信息的共建共享,形成及时高效的报价监测、反馈和协同机制。

二是进一步完善供应商遴选标准。探索更加多元的科学遴选标准,包括纳入疫苗供应既往服务评价、订单响应程度、交付风险等有关指标。增加信息公开透明度,将评分标准的分值科学细化[2],通过遴选标准导向引导企业的行为,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同时,塑造健康的市场环境。

三是优化配送服务的集约化、信息化管理。鼓励扩大非免疫规划疫苗配送集约化管理,例如由政府购买第三方配送服务、定期评估和监督第三方配送企业[8]。根据各省地理及交通条件,平衡经济效应、管理成本以及疫苗安全性等因素,优化疫苗配送服务企业数量。探索设置区域性的疫苗战略配送商,对配送及库存数据实施跨省共享,战略配送商可综合邻近区域疫苗储备情况,实施疫苗的跨省调配,从而降低疫苗损耗。此外,通过集成与技术升级,进一步完善疫苗溯源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疫苗冷链配送的全过程更精细化的监控管理。

四是对于流感疫苗等需求不确定性较大的疫苗采用长期合同可降低供应商风险。相对于其他常规疫苗,流感疫苗的需求不确定性较大;同时由于毒株变种的多样性,厂商需要对流感疫苗每年进行更新。采用长期合同有利于降低厂商的风险,从而降低疫苗采购的价格和增加疫苗供给的稳定性。

 

 

致谢

本研究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INV-006367) 支持的“新冠疫苗:中国的疫苗接种服务交付”项目产出。盖茨基金会未参与本文内容 设计、分析、写作等。本文内容完全由作者负责,不代表资助者的任何观点。

 

我们诚挚感谢昆山杜克大学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对该项目的鼎力支持,和所有合作大学、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提供的技术支持。尤其感谢杜克大学医学院和全球健康研究所汤胜蓝教授、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高级咨询顾问陈姝博士、以及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应晓华教授的宝贵建议和帮助。还特别感谢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杜珩博士、高级战略官龚文峰博士提供的鼎力支持。

[1] 李梦颖, 李星辉, 付朝伟, 严非, 王娜, 王伟, … & 王颖. (2020). 非免疫规划疫苗的有效遴选: 招标采购体制尚待优化. 中国卫生资源, 23(6), 604-607.

[2] 蒋明珠, 应晓华, 马海峰, 汤金燕& 郭瑷玲.(2022).我国二类疫苗集中采购程序及核心要素分析. 中国卫生经济(11),17-20+23.

[3] 刘畅. (2019).中国二类疫苗价格畸高与竞争政策 (Master’s thesis, 东北财经大学).

[4] 李梦颖, 李星辉, 付朝伟, 严非, 王娜, 王伟, … & 计光跃. 中英疫苗采购, 配送及监测比较.中国卫生资源, 24(2), 153-156.

[5] 韩露, & 郑立锋. (2021). 3 种紧缺疫苗不同省市区的采购价格分析.海峡预防医学杂志, 27(2), 91-93.

[6] 赵明江, 罗微, 陆喆, 朱功汉, 万家道, & 胡龙. (2018). 湖北省第二类疫苗采购的组织和实施效果分析. 中国疫苗和免疫, 24(2), 211-216.

[7] 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非免疫规划疫苗委托配送和区域仓储情况信息的公告(2023年第1号)

[8] 臧召燕,王伟,严非,等.中国和亚洲部分其他国家疫苗配送管理的比较分析[J].上海预防医学,2021,33(3):243-247,253

[9] Invitation to offer for the supply of BCG Vaccine. Offer reference number: CM/PHV/12/5392

[10] Invitation to offer for the supply of diphtheria, tetanus, pertussis and poliomyelitis vaccines. Offer reference number: CM/PHV/12/5355

[11] Wasserman N. A 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s Vaccine Management Business Improvement Project. Seattl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ATH; 2010.

[12] 王树文,.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疫苗监管体系[N]. 中国市场监管报. 2018-12-27

作者简介

张灿

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运营管理方向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运营和供应链管理,特别是关注医疗供应链、农业供应链,以及非赢利组织和公共部门的干预以提高运营效率和社会福利。

潘张旸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理学硕士项目在读。曾任英国华文周报《英中时报》记者、编辑,后任职于BD医疗及拜耳中国,从事企业传播、公共事务等工作。目前在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担任公共传播负责人。

谢烨炜

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博士在读。主要研究领域为卫生经济评价,传染病防控等。主要从事卫生政策,传染病流行病学及健康行为干预等研究工作。

Claire Ridley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本科在读。主修商业与全球事务,对全球健康和制药有浓厚兴趣。

余亦非

昆山杜克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包括医药企业发展,人口老龄化,性别研究。

张佳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社会保障与医疗健康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卫生政策、养老服务政策。近5年曾参与相关国际、国内合作研究项目20余项,担任多个研究项目的主要协调人,对健康中国战略、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深化药品政策改革、公立医院筹资和薪酬制度、重大传染病防控策略、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长期护理保险、医养结合等重点领域都有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

其他简报

建议优化我国疫苗配送模式,提升免疫服务的可及性

当前,我国多数地区免疫规划与非免疫规划疫苗在采购和配送方面管理分离。免疫规划与非免疫规划、以及非免疫规划疫苗各品类之间,从厂商到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一段配送由不同主体承担,集约化程度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配送成本效率有待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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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