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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化国家免疫规划的战略思考

葛延风
汤胜蓝
张佳慧
刘胜兰

摘要

实施免疫规划是应对传染性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措施。中国免疫规划成效显著,也同时存在较大优化空间。中国国家免疫规划已有近15年没有实质性扩容,当前国际公认的几种成本效益高的疫苗尚未纳入我国免疫规划;老年人、医务工作者等重点高风险群体疫苗覆盖不足;疫苗筹资策略相对单一,国家免疫规划疫苗费用由财政负担,医保基本不支付疫苗费用,影响了免疫规划疫苗扩容及非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意愿;重点疫苗研发、生产能力和基层疫苗接种服务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约免疫规划策略的进一步优化。这些因素导致几种重点疫苗接种率较低,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仍然较高,疾病负担较重,严重影响健康公平。近两年为应对新冠疫情,中国疫苗的研发、生产和接种服务能力均有大幅提升。建议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尽快建立国家免疫规划动态扩容策略,探索建立财政、医保、商保、个人付费等多渠道筹资机制,支持重点疫苗研发、采购和接种服务,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策略、有效提高重点疫苗接种率。

Executive Summary

Implementing immunization programs is the most cost-effective way for 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 China’s National Immunization Program (NIP)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ough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optimization to ensure effectiv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e NIP of China has not been expanded for nearly 15 years, and the current NIP does not cover several cost-effective vaccines, including the HPV, PCV, Hib, and Rotavirus vaccines. Certain high-risk population groups, such as the elderly and health workers, are not adequately covered by related vaccines. The financing of China’s NIP has primarily relied on government funding to purchase NIP vaccines and to sustain its operation. In China, vaccinations are essentially uncovered by the health insurance fund, even though it has significantly financed vaccines in several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urrent financing strategy has largely constrained the expansion of the NIP, and the high price of the non-NIP vaccines is a major obstacle to increasing its coverage. In addition, other challenges in expanding the NIP include insufficient vaccin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pacity,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low incentives for vaccination service delivery. The vaccination rates for several key non-NIP vaccines have been low, and imbalanced among regions of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has had a detrimental effect on attaining health equity, resulting in a high disease burden of related vaccine-preventable diseases.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China’s capacity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vaccination service delivery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it is strongly advised that China’s NIP  establish a dynamic expansion strategy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diversify the NIP’s financing channels (explore possible financing channels like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fund,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and out-of-pocket payment, etc.), and improve the R&D, procurement, and services delivery for key vaccines, as important efforts to optim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IP will effectively raise vaccination rates.

实施免疫规划是应对传染性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措施之一。我国免疫规划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不少短板。本次新冠疫情中,国内疫苗的研发生产能力大幅提升,民众对疫苗的认知和接种意愿显著提高,为进一步优化国家免疫规划奠定了基础。应充分抓住这一契机,加快推进国家免疫规划策略优化调整。

一、强化国家免疫规划意义重大

疫苗接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卫生干预手段之一。一是能够极大减少传染病发病以及由此带来的伤残和死亡,提高期望寿命和人民健康水平。从我国的情况看,疫苗接种使七种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发病率较疫苗使用前下降了99%以上[1]。截至2019年,乙肝疫苗的普及减少了约5000万例新增感染和约1260万例乙肝相关疾病造成的死亡[2],5岁以下儿童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率降至1%以下,使我国顺利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二是极大提高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据世界卫生组织测算,在疫苗上每投入1美元可以获得19.8-52.2美元的回报。我国1992-2019年仅乙肝疫苗接种就节约了3万亿元的直接医疗成本和约7万亿元的社会医疗成本。三是提升社会生产力,传染病的暴发可能带来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冲击[3],通过疫苗接种从源头预防,能够大幅度降低生产力损失和卫生系统压力。

二、我国国家免疫规划成效显著,但仍有较大优化空间

一是部分国际公认成本效益好的疫苗尚没有纳入免疫规划。自2007年起,国家免疫规划已有近15年未扩容,有6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国际上公认成本效益好且较为普及的疫苗未纳入(详见附录)[4]。我国是全球唯一未将B型流感嗜血杆菌(Hib)疫苗纳入儿童免疫规划的国家,也是全球30余个未将肺炎球菌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的国家之一。

由于未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我国这几种重点疫苗接种率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2019年全球儿童Hib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的覆盖率分别为70.6%和47.9%,而我国均低于1%[5]。得益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国际组织的援助,一些重点疫苗在部分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也得到普及使用,其覆盖率也明显高于我国。如有1/3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疫苗,俗称“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覆盖率近20%,而我国即使在经济发达的上海,2019年宫颈癌疫苗接种率也不到3%。

二是疫苗接种筹资策略不完善,影响免疫规划疫苗目录的扩充和部分疫苗的使用。发达国家疫苗筹资主要靠医保[6],公众自付部分很少,财政主要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或低价疫苗接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全部依靠财政,医保不分担疫苗接种费用,免疫规划经费投入相对较低。2017年,我国儿童人均免疫规划支出为72美元,低于全球82美元的平均水平[7],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大。一方面,财政出于可负担性的考虑,很难及时将效价更高但价格更贵的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目录;另一方面,非免疫规划疫苗主要由个人自费,缺乏成本分担机制,接种意愿普遍不高。

三是当前疫苗接种策略主要覆盖儿童,对部分高风险的成年群体保护不足。例如,流感疫苗、宫颈癌疫苗以及肺炎球菌疫苗等对成人均有保护作用。尤其针对老人、慢病患者、医务工作者、民生服务业人员等高风险群体,接种流感疫苗以及肺炎球菌疫苗,以预防流感、肺炎发生和减少其大范围传播,对个人和社会都尤为重要。

四是国内疫苗产业发展和免疫规划工作仍存在不少问题,制约免疫规划策略优化。国内疫苗研发生产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一些疫苗还不能实现国产替代,难以大幅降低价格并保障大规模供应;特别是非免疫规划疫苗由各省市分散招采,谈判机制不完善,价格仍相对较高;激励机制不健全,影响疫苗接种服务机构的积极性和接种能力。

上述问题使得我国部分重点疫苗接种率低,导致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仍然较高,疾病负担较重,且严重影响健康公平。2017年,我国b型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造成的5岁以下儿童病例数分别约25万例和57万例,死亡数分别约为3000例和8000例,年疾病经济负担分别高达27亿元和73亿元。另外,区域差异问题也很突出,2017年东、中、西部地区5岁以下儿童肺炎球菌疫苗的3剂次有效接种率分别为2.5%、0.6%、0.7%,中西部地区接种率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因Hib和肺炎球菌死亡的5岁以下儿童分别占全国的67%和49%,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健康不公平[8]。此外,西部地区接种剂次少,疫苗成本高于东部地区,更加难以实现市场换价格,进一步降低了疫苗可负担性。

三、加快调整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策略

一是建立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动态调整规划并分阶段实施。组织国家免疫规划咨询委员会专家尽快研究建立国家免疫规划目录科学、动态调整机制,对国内外疫苗规划、接种情况及影响等问题进行评估,合理确定优先顺序,建立未来5-10年国家免疫规划调整计划。充分发挥该计划市场塑形、地方免疫规划政策引导、公众疫苗接种教育等作用。借鉴乙肝疫苗逐步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经验,以健康公平为导向,综合考虑地方疾病负担、财政水平和居民自付能力,探索支持分区域、分批次、分步骤逐步将更多成本效益高的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并将青少年、老年人、慢病患者、医务工作者等高风险群体纳入接种范围,加快推动实现全生命周期预防接种。

二是统筹使用好财政、医保、商业保险、慈善捐赠等资金,建立疫苗接种多渠道筹资机制。接种疫苗可大幅降低疾病发生,减少治疗支出,长期来看可以显著节约医保费用;重点疫苗(如宫颈癌疫苗)广泛接种后发病率显著下降,可大幅节省原本用于疾病防治、筛查的专项财政投入。因此,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扩容并不会增加财政和医保的负担。建议尽快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建立完善医保与财政的合理分分担机制,提高免疫规划扩容能力,并降低非免疫规划疫苗的个人负担。

部分地方的实践已经证实,医保报销或适度补贴能有效撬动个人共同分担,提高疫苗接种率,且并没有明显增加财政负担。如2019年南京市秦淮区财政支付约67万元购买水痘疫苗,仅占该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用的1.10%,但使其第一针接种覆盖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

对部分价格较高、短期内难以显著降低价格的疫苗,鼓励通过商业保险支付。对低收入人群,发挥好政府救助资金及社会捐助的作用,提供费用补贴。

三是建立完善重点疫苗研发、采购和接种服务等保障机制,有序落实新的免疫规划策略。充分发挥国家免疫规划目录的市场塑形作用,引导企业提前做好产业规划布局。优化疫苗审评审批标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支持联合疫苗研发生产,为优化免疫接种策略留出空间。支持重点疫苗国产化替代,确保纳入免疫规划的疫苗供应稳定、充分,通过“预先市场承诺”等方式降低企业研发生产成本和采购价格,借鉴药品国家谈判和集中采购相关经验,以“市场”换“价格”,为将更多疫苗纳入免疫规划提供基础,并减轻暂不能纳入免疫规划的疫苗的个人负担。严格疫苗质量监管,促进疫苗接种、不良反应监测、疫苗相关疾病监测数据互联互通,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动态调整提供决策参考。完善免疫规划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和基层接种人员激励机制,提高服务能力和积极性。加强全民健康教育,广泛普及预防接种知识,提高公众对疫苗的信任及接种意愿。

四、抓住新冠疫情防控契机,尽快推动国家免疫规划调整

疫苗接种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为免疫规划调整提供了契机。一是国内疫苗研发能力和产能大幅提升,为免疫规划调整提供了供应基础。我国新冠疫苗研发始终处在国际第一梯队,不同研发路线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疫苗产能大幅提升,2021年新冠疫苗产能接近50亿剂,达到疫情前全国所有疫苗批签发总量的近9倍。二是在医保支付疫苗费用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探索。疫情防控中,医保为新冠疫苗全民接种支付了大量费用,探索了医保和财政资金对疫苗接种的共担模式,为医保分担其他疫苗费用提供了经验借鉴。三是疫苗流通、冷链运输、基层接种服务能力等均有大幅提升,公众对疫苗重要性的认识和接种意愿也显著提高。

建议抓住新冠疫情防控契机,尽快推动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调整,这既能更好防控更多传染性疾病及其相关疾病,又能给疫苗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预期和方向引导,继续保持产业优势。未来,随着疫情变化或国内及全球疫苗接种率进一步提高,对新冠疫苗的需求量也可能回落,更需尽快推动相关政策的调整,引导企业后续转产,避免产能浪费。

附表 重点推荐疫苗相关信息对比

重点推荐新增疫苗种类预防疾病类型中国疾病负担中国经济负担WHO194个成员国已纳入免疫规划国家数
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PCV)儿童肺炎、脑膜炎、菌血症、中耳炎等多种疾病2017年,中国因肺炎链球菌造成的5岁以下儿童病例数为57万例,儿童死亡数为8010例。2017年,中国因肺炎链球菌造成的疾病经济负担为72.9亿元。160
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Hib)脑膜炎、肺炎、菌血症等2017年,中国因b型流感嗜血杆菌造成的5岁以下儿童病例数为25.2万例,死亡数为2888例。2017年,中国因b型流感嗜血杆菌造成造成的疾病经济负担为27.1亿元。193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生殖道疣、宫颈上皮瘤变的患病率及宫颈癌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宫颈癌疾病负担国。宫颈癌是我国15-44岁女性全部肿瘤的第二位致死病因。——110
轮状病毒疫苗轮状病毒引起的儿童腹泻5 岁以下儿童 RV腹泻的发病率为54.7/1000人年。WHO 估计我国 2013 年 RV 腹泻死亡例数 3191 例2006—2007 年估计我国每年 RV 腹泻导致的总社会花费为
3.7 亿美元,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排在第一位
112
水痘疫苗水痘2016-2019年发病率从35.50/10万上升到70.14/10万,年均报告发病率为
55.05/10万
人均总经济负担1195.34元,住院病例人均总经济负担6
038.09元,分别占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81%、14.18%
43
流感疫苗流感我国平均每年流感导致的流感样病例超额门急诊就诊例数为300万,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住院病例数为234万,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例数为9万。流感相关总经济负担263.81亿元,占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266‰,其中相关住院的经济负担227.88亿元,门急诊经济负担29.72亿元,早亡所致生产力损失的间接经济负担6.21亿元115

致谢

本研究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INV-034554) 支持的“疫苗与免疫服务提供创新实验室”项目产出。盖茨基金会未参与本文内容设计、分析、写作等。本文内容完全由作者负责,不代表资助者的任何观点。

我们诚挚感谢昆山杜克大学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的鼎力支持,以及所有合作大学、政府部门和机构提供的技术支持。此外,特别感谢为此简报提供宝贵意见和技术支持的各位专家,尤其是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余文周主任医师、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杜珩博士、高级战略官龚文峰博士、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王伟炳教授以及资深医药健康撰稿人、前南方周末资深医药记者袁端端女士等。

[1] 数据来源:王华庆,安志杰,尹遵栋.国家免疫规划七种针对传染病70年防控成就回顾[J].中国疫苗和免,2019,25(04):359-367.

[2] 数据来源:郑徽,王富珍,张国民,等.中国1992-2019年乙型肝炎疫苗免疫及母婴阻断策略的成本效益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1,42(09):1537-1545.

[3]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典型的例子。

[4] 分别是B型流感嗜血杆菌(Hib)疫苗、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轮状病毒疫苗、水痘疫苗、流感疫苗。

[5] 数据来源: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IHME。Measuring routine childhood vaccination coverage in 20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80–2019: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0, Lancet.

[6] 以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几个典型医疗筹资模式的发达国家为例,美国、德国均由医保支付,英国NHS为推荐疫苗付费,日本政府税收提供补贴,同样主要由医保支付。

[7] 按照世界银行收入分组,中高收入国家平均为145美元,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45美元,低收入国家平均为42美元。数据来源:Estimating total spending by source of funding on routine and supplementary immunisation activities in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2000–17: a financial modelling study,Lancet。 

[8] Xiaozhen Lai, Brian Wahl, Hai Fang, et al. National, regional, and provincial disease burden attributed to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nd Haemophilus influenzae type b in children in China: Modelled estimates for 2010–17,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Volume 22,2022.

作者简介

geyanfeng
葛延风

葛延风,自1990年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一级巡视员,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以及公共部门改革等。参与、主持过很多相关领域的政策研究工作。近年来,重点研究医药卫生政策和老龄化问题。

tangshenglan
汤胜蓝

汤胜蓝,杜克大学医学院教授、昆山杜克大学与杜克-国立新加坡大学全球健康教授、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汤教授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卫生系统改革、疾病控制和妇幼保健方面有30多年的研究经验,并为许多国际组织和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强化卫生体系的咨询服务。他以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教授的身份,于2015年当选为中国全球健康大学联盟主席。汤教授已经主持30多项公共卫生与卫生政策研究项目。他曾在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任教。在2006-2012年间,在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及日内瓦总部工作,任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署结核病/艾滋病和卫生体系部门负责人。

jiahuizhang
张佳慧

张佳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社会保障与医疗健康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卫生政策、养老服务政策。近 5 年曾参与相关国际、国内合作研究项目 20 余项, 担任多个研究项目的主要协调人,对健康中国战略、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深化药品政策改革、公立医院筹资和薪酬制度、重大传染病防控策略、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长期护理保险、医养结合等重点领域都有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部分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如深化药品领域改革、对特殊药品价格开展国家谈判、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目标、养老服务立法重点问题等得到领导批示,对相关领域政策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

liushenglan
刘胜兰

刘胜兰,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博士,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疗保障、药品政策、医药创新等领域相关的政策研究。工作以来完成多项相关课题,执笔或参与执笔研究报告多篇。参与的相关课题包括“未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若干重点问题研究”“积极应对人口问题的重大公共政策研究”“健康老龄化:政策与产业双轮驱动”“完善生育和相关家庭支持政策研究”等等,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完成“破除商业健康险发展壁垒,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研究”。

其他简报

建议优化我国疫苗配送模式,提升免疫服务的可及性

当前,我国多数地区免疫规划与非免疫规划疫苗在采购和配送方面管理分离。免疫规划与非免疫规划、以及非免疫规划疫苗各品类之间,从厂商到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一段配送由不同主体承担,集约化程度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配送成本效率有待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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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