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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孕产妇免疫接种,缩短婴儿感染的脆弱窗口

孕产妇免疫接种是保护孕妇、胎儿和婴儿免于疫苗可预防疾病感染的有效手段。尽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孕期接种疫苗的安全性,但由于医疗保健提供者、孕妇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等对疫苗安全性的担忧,孕产妇免疫接种仍未得到普及。

大流行爆发后,尽管美国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建议孕产妇接种COVID-19疫苗,但全球多地的孕产妇接种率一直低于其它人群。由于疫苗犹豫现象广泛存在,在全球范围内,孕妇的疫苗接种率一直未达预期[1]

去年《美国妇产科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AJOG)发表一篇有关孕产妇免疫接种的综述文章,概述了目前支持妊娠期接种疫苗的建议和证据。文章指出孕产妇对疫苗的信心不足是提高孕妇疫苗接种率的一大障碍,迫切需要消除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孕妇对疫苗安全性的担忧,提升孕产妇疫苗接种率。

01 孕期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婴儿出生后,脆弱的免疫系统面临着多种感染的风险。保护婴儿免受感染的措施之一是进行新生儿免疫接种,但这种方式依赖于婴儿产生中和抗体的能力。许多疫苗在婴儿至少6周大时才可以接种,而且通常需要接种2次才能达到完全保护效果。因此,这个阶段也是婴儿感染风险较高的“脆弱窗口”。

在孕期接种疫苗有两个明显的好处。首先,疫苗可以保护女性在孕期免受感染,也可以保护胎儿免受先天性感染和母体感染的有害影响。其次,孕产妇接种疫苗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胎盘转移中和免疫球蛋白G(IgG)抗体和/或母亲母乳中的分泌性免疫球蛋白A(IgA)抗体,保护发育中的胎儿和婴儿在生命的头几个月免受感染。

为了缩短婴儿的免疫“脆弱窗口”,延长对疾病的保护期,孕产妇免疫接种尤其重要。然而孕产妇往往存在疫苗犹豫的情况,对自己是否应该接种疫苗、接种哪些疫苗存在困惑。孕产妇疫苗接种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对疫苗的信心不足。研究表明,影响孕妇接种疫苗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对疫苗的认识、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易感性、疫苗的益处和副作用、孕期伤害风险、既往接种史,以及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建议[2]

02孕产妇免疫接种建议

目前已获得许可,并可以为母婴提供保护性免疫力的疫苗包括破伤风、白喉和百日咳联合疫苗和流感疫苗。

图1:美国推荐孕期接种的疫苗 | 图片译自原文

尽管目前只有少数怀孕期间推荐接种的常规疫苗(图1),但已有足够的安全数据,支持其他多种疫苗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孕妇接种,如在疾病爆发时、旅行前或暴露后。这些疫苗包括了常见的乙型肝炎、脑膜炎奈瑟菌(脑膜炎球菌)、脊髓灰质炎、炭疽;还有一些不太常用的疫苗,包括:炭疽病、霍乱、烧伤科克氏菌(Q热)、b型流感嗜血杆菌(Hib)、甲型肝炎(HAV)、日本脑炎病毒、狂犬病、肺炎链球菌、蜱传脑炎病毒、伤寒、黄热病疫苗。

此外,一些候选疫苗正在审查中,未来也可能获批用于保护胎儿和婴儿免受感染,包括:巨细胞病毒(CMV)、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和B组链球菌(GBS)疫苗。

有些疫苗不建议或禁止在孕期接种,包括:卡介苗(减毒活病毒)、人乳头瘤病毒(重组病毒样颗粒)、麻疹-腮腺炎-风疹(减毒活病毒)、水痘(减毒活病毒)、带状疱疹(重组糖蛋白)疫苗。但是孕期无意接种这些疫苗,并不一定是终止妊娠的指征,应该就对胎儿的潜在风险进行咨询。

图2:孕期接种疫苗禁忌及原因 | 图片译自原文

03 孕期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一项调查显示,针对孕产妇拒绝接种疫苗的有效沟通,96%的产科医生选择了“向孕产妇说明孕期接种疫苗是安全的“,90%认为要”解释不接种疫苗会给胎儿或新生儿带来风险“,位列第三的是”威胁孕产妇健康“[3]

产科医生们还认为,最有效的一项策略是向产妇说明不接种疫苗会给胎儿或新生儿带来风险。过往研究发现,与保护孕妇的信息相比,重点介绍孕妇接种疫苗以保护婴儿的益处和安全性的信息更受欢迎[4][5]

尽管医疗服务提供者支持孕产妇免疫接种,但医护人员的建议与患者的接种率之间存在差距,导致孕产妇疫苗接种率不理想。在患者同意接种疫苗后,13%的医疗服务提供者表示需要患者到其他地点接种疫苗。在患者拒绝接种疫苗后,13%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没有确定拒绝接种的原因,30%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没有在随后的就诊中重新沟通,92%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未要求其他工作人员与患者沟通[6]。而在接种流感疫苗的孕妇中,20%的人之前曾拒绝接种[7],因此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教育与督促尤其重要。

总的来说,降低孕产妇疫苗犹豫的有效策略包括:向孕产妇告知接种疫苗对自身、胎儿和婴儿的潜在好处,积极提供孕产妇常规推荐的疫苗。如果孕产妇拒绝接种疫苗,仍有必要继续进行沟通,为其提供疫苗。其他方面的有效干预包括向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足够的培训,采用集体就诊的医疗模式、提醒孕产妇接种疫苗、激励医疗服务提供者以及制定长期医嘱。此外,还可以在医疗服务机构储备疫苗[8],为孕产妇提供接种疫苗的便利。


原文

Etti M, Calvert A, Galiza E, et al. Maternal vaccination: a review of current evidence and recommendations. Am J Obstet Gynecol. 2022;226(4):459-474. doi:10.1016/j.ajog.2021.10.041

参考文献

[1] Health Alert Network. COVID-19 vaccination for pregnant people to prevent serious illness, deaths, and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from COVID-19. 2021.

[2] Kilich E, Dada S, Francis MR, et 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vaccination decision-making among pregnant wom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LoS One 2020;15: e0234827

[3] O’Leary ST, Riley LE, Lindley MC, et al. Obstetrician-gynecologists’ strategies to

address vaccine refusal among pregnant women. Obstet Gynecol 2019;133(1):40–7.

[4] Yudin MH, Salripour M, Sgro MD. Impact of patient education on knowledge of influenza and vaccine recommendations among pregnant women. J Obstet Gynaecol Can 2010;32(3):232–7.

[5] Fuss TL, Devera JL, Pierre-Joseph N, et al. Attitudes and communication preferences for vaccines among pregnant women receiving care at a safety-net hospital. Women’s health issues 2022;32(1):67–73.

[6] Rodriguez, G. F., Vilariño, V., Agasse, E., St. Onge, J. E., Shafazand, S., & Potter, J. (2023). Vaccination in pregnancy: Healthcare provider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 Obstetrics, 162(1), 58-69.

[7] Goggins ER, Williams R, Kim TG, et al. Assessing influenza vaccination behaviors among medically underserved obstetric patients. J Womens Health (Larchmt) 2021;30(1):52–60.

[8] Ding H, Black CL, Ball S, et 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coverage among pregnant women – United States, 2016-17 influenza season. 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 2017;66(38):1016–22

其他新闻

代表性地区的基本情况、接种政策及效果、宣传推动情况

(1) 成都市

 

基本情况

成都市2022年度GDP为20817.5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七。成都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0-2-6三剂次。资助政策为国产二价疫苗(沃泽惠)免费,其它疫苗补贴600元/人,并自付20元/剂接种费。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单位负责。截至2022年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90.04%[14]。

宣传推动

成都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覆盖相关医疗机构300余、社区300余个、和公众场所90余个。面向适龄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开展广泛宣教,宣传材料发放至近9万名群众,讲座活动覆盖近2万名群众。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2) 济南市

 

基本情况

济南市2022年度GDP为1202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20。2021年,济南市出台《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一济南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4周岁且无HPV疫苗接种史的在校七年级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安排分班级分时段前往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达
94.4%[15].

宣传推动

济南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采访、线上线下专题活动,载体包括网络媒体、纸媒、科普展板、宣传手册、子宫颈癌与HPV疫苗知识读本、济南HPV疫苗接种手册,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等知识。

(3) 鄂尔多斯市

 

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2022年度GDP为5613.44亿元,全国地级市第45位。2021年,鄂尔多斯市出台了《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鄂尔多斯行动创新模式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2020年8月,鄂尔多斯市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目标人群为全市当年13-18岁在校且无HPV疫苗接种史女生。免疫程序为进口二价0-1-6三剂次,

2023年起调整为13-14岁女孩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疫苗免费,自付20元/剂接种费。组织方式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根据任务安排联系学校,有规划的通知适龄女孩前来完成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1月,目标人群首针接种率接近70%[16]。

2022年8月,启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高三女生接种四价和九价HPV疫苗的试点工作,利用暑假时间展开接种,力争在2023年年底达成90%的接种目标[17]。自鄂尔多斯之后,由政府主导的HPV疫苗惠民行动在多地等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主体参与到HPV疫苗支持项目,如慈善总会、医院、妇联等为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

宣传推动

鄂尔多斯市开展多形式、多载体的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包括讲座、知晓日、义诊咨询、专题课程、专题活动等,载体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视频号、抖音平台等,宣教人群广泛涵盖在校女孩及监护人,适龄女性及全体市民。宣教内容包括HPV疫苗接种、两癌防控、其它女性常见疾病防控等。

(4) 西安市

 

基本情况

西安市2022年度GDP为11486.51亿元,排名全国第22位。2021年,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全市年龄满13周岁(初中)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进口二价0-1-6三剂次,进口四价和进口九价0-2-6三剂次。接种政策为自愿自费。各区(县)合理设立HPV疫苗专项疫苗接种门诊承担接种任务,并及时将接种信息统一录入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平台。

宣传推动

西安市出台了《西安市宫颈癌综合防治宣传方案》(市健办发〔2022〕12号)。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义诊等形式,宣传册、宣传栏、展板、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等载体普及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

(5) 西藏自治区

 

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2022年度GDP为2132.64亿元,经济总量整体规模相对其他省份较小,人均GDP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22年出台《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推动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接种政策及效果

目标人群为13-14岁在校女生。免疫程序为国产二价0-6二剂次。资助政策为免费。由学校组织,接种者在商定接种时间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材料与法定监护人一同前往定点接种单位接种。

宣传推动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近年来各地HPV疫苗惠民项目信息

“疾病负担”指标解读

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疾病造成的失能(伤残)、生活质量下降和过早死亡对健康和社会造成的总损失,包括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个方面。

 

在疾病的流行病学方面,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包括传统指标和综合指标。

 

传统指标

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包括:用于描述和反映健康状况与水平的常规指标,如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患病人数等绝对数指标;以及用来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疾病分布差异的指标,如发病率、伤残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等相对数指标。

 

上述传统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基本上只考虑了人口的生存数量,而忽略了生存质量,不够全面;但优势在于资料相对计算方便,结果直观,可用于各种疾病的一般性描述。

 

综合指标

疾病负担不等同于死亡人数,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的单一性,且可以让各种不同疾病造成的负担之间相互比较。

 

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通过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来估计疾病负担的大小。但忽略了疾病造成的失能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将死亡和失能相结合,用一个指标来描述疾病的这两方面的负担。它包括因早死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L)和因伤残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LD),即DALY=YLL+YLD。目前,DALY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具代表性、运用最多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

 

健康期望寿命(HALE):指具有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年以及个体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生活的平均预期时间,综合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随着疾病负担研究的深入,其测量范围从流行病学负担扩大到经济负担。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所消耗的经济资源。

详细见: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

什么是“年龄标化”?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年龄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发病率为例,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癌症新发病例的情况。由于年龄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

 

如果两个国家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差很大,例如A市老年人口比例更大,B市年轻人口占比更高,直接比较两地癌症发病率的高低,我们不能确定发病率较高的市,是因为年龄构成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如饮食习惯、环境等)所导致。因此,需要用“年龄标化”的统计学方法,进一步处理数据,排除年龄影响因素的干扰,再来比较两地的发病率数据。

 

以发病率为例,即把原始数据套到一个“标准年龄结构人群里”,计算出”年龄标化发病率“,这样人群结构不同的A市和B市,就能在同一个指标尺度下进行“发病率”比较。年龄标化通常有“中标率”,即我国各地基于某一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作为标准计算,国内不同地区的疾病数据比较采用的是“中标率”;另一种是“世标率”,即用世界标准人口构成机型标化计算,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指标比较。

 

同样地,以死亡率为例,应特别注意各之间地人口构成的差异。用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甲、乙两地在未标化前的肺癌死亡率相同,但实际上乙地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要明显地高于甲地,其原因在于甲地男性老年人口居多,而肺癌的死亡率又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用未标化率进行比较时,就会得出甲乙两地肺癌死亡率相同的错误结论。

 

参考资料:

 

张科宏教授:年龄标化的患病率 – 丁香公开课 (dxy.cn)

科学网—癌症(粗)发病率与标化发病率的区别 – 杨雷的博文 (sciencenet.cn)

WHO年龄标化死亡率定义及计算方法

沈洪兵,齐秀英. 流行病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疾病的“经济负担”怎么计算?

疾病经济负担是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由于预防治疗疾病的费用。通过计算疾病的经济负担,可以从经济层面上研究或比较不同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总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和无形疾病经济负担。

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和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两部分。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在医药保健部门购买卫生服务的花费,主要包括门诊费(如挂号费、检查费、处置费、诊断费、急救费等)、住院费(如手术费、治疗费等)和药费等。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包括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等。

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有效劳动力损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劳动工作时间损失、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造成的损失、陪护病人时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在心理、精神和生活上遭受的痛苦、悲哀、不便等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的无形损失。

 

参考资料:

陈文. 卫生经济学 [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李茜瑶,周莹,黄辉等.疾病负担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05):777-780.